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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ly 27, 2013
Saturday, July 06, 2013
三鐘慢跑
昨天，久違了的慢跑，同咸蛋超人一樣只有三分鐘能量，抖幾抖， 回氣一陣， 再跑三分鐘， 如此這般， 到第三次三分鐘， 個心同手握的水樽一般CHOK了CHOK，即停， 慢行期間，心口多次不適，而呼吸並無不妥，自己想到了幾個可能
可能一
心臟問題﹣可能性不大，因為心口不適的地方多處走動，由近肋骨到心口中間偏右；
可能二
胃脹問題﹣胃氣脹頂住
可能三
左背崩緊，增加壓力
可能四
左手跑步時不自覺愈來愈用力，掀動神經
不過， 以自己的觀察，肯定與背部鬆緊有關。
可能一
心臟問題﹣可能性不大，因為心口不適的地方多處走動，由近肋骨到心口中間偏右；
可能二
胃脹問題﹣胃氣脹頂住
可能三
左背崩緊，增加壓力
可能四
左手跑步時不自覺愈來愈用力，掀動神經
不過， 以自己的觀察，肯定與背部鬆緊有關。
Thursday, June 27, 2013
林行止:發水樓拖低競爭力
林行止專欄 2013年6月26日
轉載▼三、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由兩岸四地及海外學者組成的「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及「中科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本月中旬發表的報告，顯示香港的「競爭力排名」均明顯倒退。若幹論者指出導致香港競爭力褪色的原因，為「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筆者對此並不完全同意，以世界各地皆存在這樣那樣的社會矛盾(別說黨爭刀光血影，民眾上街時有所聞)，香港的情況不算嚴重……。筆者認為令香港商業競爭力略遜從前的根本原因，是絕大部分「富二代」不願從事商業冒險有以致之；「富二代」這種「商格」的形成，主要來自「發水樓」賺錢太易之故。
過去數十年，特別是回歸後十四五年，向政府投得據地積比率可建十萬方呎樓面的土地，發售時樓面面積起碼在十五萬方呎左右，地產發展商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便獲得暴利(香港這個蕞爾小島有那麼多躋身世界豪富榜的富翁，可知物業發展利錢之厚！)，基於對後輩的愛，為免他們多勞少得，缺乏世界視野、保守因循的第一代發展商，因此不會鼓勵後代去從事邊際利潤較低的行業，他們的後代看在眼里，物業以外行業哪會看得上眼，用大力去經營一些回報遠遠低於合法賣發水樓的生意，精明之士又豈願為之？香港當然有一些非靠發水樓致富的工商界及娛樂業人士，只是比起物業發展商，他們只屬極少數，所賺的不僅是「辛苦錢」，且為蠅頭小利(艱辛地經營工廠的年收入可能比不上賣一層高級發水樓！)，他們的後代如有選擇，當然不會追隨先人足跡……。結果掌握最多經濟資源最優人力資源的香港商界精英的後代，除了物業發展(包括「回國投資地產」)，寧可學飲紅酒吸雪茄，什麼都不想做；多年下來，「不願」變成「不會」，這正是香港商業競爭力大不如前的底因！
六月號《信報月刊》(第四三五期)的特輯「重建香港創業之都」，大概便是編者看到香港經濟發展陷入困局而及時推出，特輯由經驗與學養俱豐的創業理論家和實踐家執筆或通過訪談道出創新和成功創業的要素，不僅切合時宜且具鼓勵作用，有志於此者不宜錯過。不過，別說創業維艱是商界中人無人不曉的硬道理；加以香港當前政治爭拗不絕甚至可能演化為街頭(流血？)沖突的緊張氛圍，令商業投資蒙上一層過去從未之見的不明朗陰影和不安定風險，在香港工商發展已近飽和的前提下，赴內地和向海外發展，看來會成直接投資主流。值得提醒各位的是，赴內地投資，除了有因應不同法制的彷徨，且有不能(無法)牟取暴利的規範(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會讓資本家獨肥)；更重要的是，習慣了打賞「曾有利於公司發展」官員(即以「零用錢」賞給在位時「合作」的官員)的資本家，在內地碰上的官員，要麼公事公辦，讓你討不了便宜；要麼想分你的身家，絕不是給點賞錢便能打發。要知道，在西方國家，官員謙稱「公仆」(過去還會在此前加上「你的」二字)，雖然九成九名實不符；然而，由於監督其辦事的獨立部門、議會和傳媒「虎視眈眈」，官員一般做事較有分寸(包括期望被打賞的數字)。內地官員是父母官(是否騎在人民頭上姑且勿論)；加以有不認同資本家魚肉消費者的政治認知，因此內地與香港的「官商勾結」有本質上的差異，港商要克服這重障礙，不是易事。在這種大環境下，少數高瞻遠矚的發展商看清發水樓不可能永遠存在，因此不嫌「薄利」(相對發水樓而言)，走多元之路並因看到香港及內地的局限而向海外發展，長江實業便是佼佼者(有興趣者請參考二○一○年九月八日本欄〈指導性民主半憂喜風光〉，收台北遠景《攀梯登月》及本港天地《二○一○年當年》)！
四、本月二十日，長和系四家公司長實、長建、電能及李嘉誠基金宣布組成合營公司，斥資九點四三六八億歐羅，向VanGanswinkel Group BV收購其未上市的荷蘭最大規模(市場占有率約二成四)廢物再生能源公司AVRAfvalverwerking BV，此為李嘉誠旗下公司繼今年一月以五億多紐元買下該國的EnvioWaste公司後第二宗同類收購。此間媒體報道這些新聞時，均指收購的是處理垃圾公司，殊不知這些公司，俱為利用最新科技把垃圾化為最環保和比較廉價能源的先進企業！
廢物再生能源(waste-to-energy)是「廢物」的最有效「利用」，而這種新科技已令北歐能源業脫胎換骨，走在時代尖端；香港近來為不知如何適當地處理「廢物」(垃圾)而傷神，北歐的挪威和瑞典卻都因「廢物」供應不足而必須從英國、愛爾蘭等國進口。為何要輸進垃圾？以此二國專門熔化垃圾的「焚化廠」容量，早已超逾本地垃圾的供應量。香港現在仍在為物色垃圾堆填區而「忙」，但燃燒垃圾使之變為能源的工業，已成為全球四十多國家(共約四百家「焚化廠」)的既環保又廉價能源的來源。現代科技能以華氏二千度的高熱把垃圾熔化、產生能源，而且不會散發氣味，亦不致像垃圾堆填區發出汙染大氣的甲烷(沼氣)。
近年北歐為減低溫室效應而在研發再生能源上投下巨資，取得驕人成就，高溫熔化垃圾使之化為能源，便是眼前的例子。如今挪威首都奧斯陸全市約一半能源來自「廢物再生」，可是，重視再生能源令北歐諸國商界投下巨資，如今她們共有足以每年熔化七億噸垃圾的「焚化廠」，但她們的總垃圾每年只有一億五千噸，進口垃圾遂成為這些國家的「要務」。一如前述，挪威已在進口垃圾，瑞典每年的垃圾進口量亦在八十萬噸水平……。向北歐輸出垃圾，也許是同時可以「振興航運」的「新興行業」。香港垃圾若能出口至北歐，不僅可實「政費」，且可免去當局與議會就如何處理這堆廢物而爭吵，當然亦可免去受害群體(想不通為何要他們所屬地區作「共同承擔」的主體)上街示威引致社會不安寧！環境局的高官認為擴建垃圾堆填區為處理垃圾的唯一選項，今天議會若不通過，必會再接再厲，再申請撥款，與民意對立，意態甚決，這豈是營造和諧社會的良方？環境局有否考慮與這方面的先行者長實集團商討能否引進「廢物再生能源」設備或出口垃圾的可能—香港輸出垃圾，並非笑談，奧斯陸一名業界翹楚去周談及「本地垃圾供應短缺」時，便指出該國業商考慮向美國購買垃圾，因為「海運相當廉宜」(Seatransport is cheap)。香港垃圾外銷，以本港垃圾之多，可能是一門賺外彙的大生意。
香港人經商本有一手，只是近年因發水樓太易致富，令發展商坐享巨利，商界人人「眼紅」，遂人人「起樓」，對其他生意便不感興趣……。現在是時候重新振作了。以「起樓」起家的長江實業走進世界，非自今日始，且已獲得重大成就，雖然回報遠遜本港的物業發展，卻勝在分散投資且保障可以持續增長。
香港商界應以長實為師，走向世界；趁本地股市仍充滿活力、國際鱷群戀棧未走的現在，加上二○一七年開始又有長期信貸、按揭問題要煩惱(遑論雙普選引致的「鬥爭」)，從市場集資進而收購有前景(即使邊際利潤率不大吸引)的海外企業，才是攻守自如令企業代代相傳之至道！
政治困局中的經濟出路．二之二
Friday, June 14, 2013
Girls Freestyle Football
宅男哪能抗拒。那個足球的主觀鏡頭，與長腿的親密接觸，凌空掠過胸前，貼地低炒，哇，想想都噴鼻血！！
在網上找到以下三條片段的資料：
“大廠 KONAMI 為了行銷新的「Football AllStars 2013 日本代表」，分別找來足球資歷有8年、16年和11年的石井麻貴、菅原佳奈枝以及森邊彩，於生活中展現對足球的熱情。”
球不落地的高超球技，哼！ 會練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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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18, 2013
夜半三點半
又失眠，三點半左右忍不住起身玩ipad打發時間，可能坐姿不好，單用左手支撐身體（求其搵個理由會安心啲），左邊身承受壓力下，心跳加速彭彭聲咁跳，有幾快？總之是跑到氣咳時才達到的心跳速率啦。想象一下，個心彭彭跳時想去洗手間辦大事點算，糞力辦公時再加快心跳嗎？結果是用最輕鬆心情用最快速度完成件大事佢。跟住上床聽快到不得了的心跳聲。等屎就是這樣子吧？今次十分鐘左右就回復正常，手和面就要麻多一陣子。天光了。餓。仲未有睡意。又過一關。（改自FB STATUS）
經過今次， 更加有信心， 再過一個WEEK, 就回復正常。
經過今次， 更加有信心， 再過一個WEEK, 就回復正常。
Sunday, April 28, 2013
Sunday, April 0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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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覆覆
明白老人家天氣一變身體就不適的感受，也體會到老人家行動不便的慨歎。近半月來的雨天呼吸不順，上斜路暈眩，像個八十歲老翁。
近日發現，喉嚨一緊張，呼吸就難起來，所以有時候吞一口飯都會暈一暈，因為喉嚨要用力吞嚥吧。但只要練一陣子腰馬鬆胯就好起來，可能全身鬆下來有關吧。哈！
近日發現，喉嚨一緊張，呼吸就難起來，所以有時候吞一口飯都會暈一暈，因為喉嚨要用力吞嚥吧。但只要練一陣子腰馬鬆胯就好起來，可能全身鬆下來有關吧。哈！
Friday, April 05, 2013
驚死！？
凡事總有先兆。入急症室前兩三星期已零星出現心跳心口痛等徵狀，真的想到，若死了，怎辦？驚嗎？不是很驚，不辛苦就行。有保險有積蓄有股票，家人的經濟該不成問題。
有一個念頭，死後，請把我的隨身物（例如手鍊）帶在身上，讓我隨著你到處遊歴，體驗餘下的人生。
診斷結果，大圍鄭說是驚恐症，彭醫師也認為是情緒致病。2月20日入急症痓，到今天4月5日，過多月，大病已不發，但每天總有幾分鐘呼吸不順，心口有凹下的壓力等，不算很辛苦，但足夠困擾了。
上次覆診，彭醫師說脊骨太硬。的確，身體一緊張便難吸氣， 常提自己要多做拉鬆身體的動作啊。
幾次情緒波動都引發不適。修為未夠呀。
Friday, January 14, 2011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
(2011年01月14日)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撰文：陳雲(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尊子漫畫，原載於《明報》
(2011年01月14日)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撰文：陳雲(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尊子漫畫，原載於《明報》
Thursday, November 11, 2010
未顧持份者利益 大家樂險鑄大錯
林行止
未顧持份者利益 大家樂險鑄大錯
一、
經過勞工團體多年的爭取及自由派輿論與立法會的醞釀，香港最低工資終於立法，但最低時薪的數額，拖延至昨天才公布，其數字一如市場預測，為二十八元（據說有三十多萬工人受惠〔如果資方不因此簡縮員額〕，肯定可刺激消費；芝加哥聯儲局○八年的研究，顯示最低時薪加一元，受惠家庭每季增加八百元開支，這些「額外」開支大都用於添購耐用家庭用品），而實施時間遲至明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似有讓資方有充分時間作出相應部署之意；可惜，定出最低工資而未能同時規定每周工作時數，未免美中不足，亦留下一個可供「奸商」游走的漏洞！一九三八年六月，美國經濟仍未走出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大崩潰引致世界經濟大蕭條（又是美國拖累全球！）的陰影，受薪階級生活困頓，在工會及輿情催逼下，議會通過美國第一項《勞工公平標準法案》（下稱《公平法案》ＦＩＳＡ），總統羅斯福二話不說，簽署成法並馬上實行。《公平法案》除規定最低時薪及每周最高工作時數外，尚明文禁止僱用未成年童工；當年的最低時薪為二角五仙（美元．下同），每周最高工時四十小時，每周工作日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時，以防範勞工過勞影響健康。
《公平法案》立法至今七十二年，平均每八年修訂一次，至今最低時薪已提升至七點二五元，「名義上」增加了數十倍，可是，經濟學家按一按電腦，得出撇除期內的通貨膨脹率，現在七點二五元的購買力，還比一九三八年的二角五仙萎縮百分之二十強；換句話說，如今美國非技術工人的物質生活，比七十多年前蕭條的殺傷力餘威猶在時差了二成多！
關於最低工資對經濟的影響，歷年來為經濟學界的熱門命題。市場經濟學者向來持反對之見，直至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卡德（D. Card）實證研究九○年提升最低工資的影響並得出肯定性結論（資方不因此少聘人手，對青少年就業亦無負面影響），認為最低工資並非洪水猛獸的人才慢慢增加（筆者當年曾就卡德的發現撰文，大約一年前練乙錚教授在他的專欄重提此事）。不過，卡德的結論不是「通論」，近年有不少研究指出最低工資確會打擊非技術工人就業。
二、
政府早已代市場決定利率水平，現在連最低工資亦由政府拍板，意味由官方為資方—其實是市場—代籌定出基本薪金，那等於是在主張小政府有普世共識之下政府權力仍不斷膨脹。從今而後，利率及基本工薪都由官方釐定！在自由市場體系，眾所周知，官員的智商略遜（這當然是「不充分如實地陳述」的說法）商界精英，可他們卻捏住商界的脈門，後者只有別出蹊徑，另覓創富之道。這是何以央行（或聯儲局）決定基本利率後，不但銀行放貸利率各有不同甚且出現財務公司與基本利率基本無關的貸款利率的原因。
「大家樂」的陳裕光對最低時薪的「意見」，表現在他一度提出員工用膳時間無薪的「建議」，晉食時不能工作，因此不算工時，何來要計時薪？雖然陳氏此議在全城交相指責下很快撤回，但這是在群情洶湧下的退讓而不是因為他絕對理性的推理出錯而收回。就事論事，陳裕光的提法，在現行法例下，完全合法（這正好顯出商人的智商的確較高），亦盡了維護股東利益的上市公司負責人的責任。可是，為什麼他不擇善固執，堅持到底？顯而易見，所謂眾怒難犯，在憤怒群情洶湧的催逼下，他只有讓感性戰勝理性，作出不符商業原則的決定。
三、
陳裕光何以會作出社會大眾認為錯誤的「建議」？換句話說，陳裕光「錯」在哪裏？筆者的看法是，第一「錯」是他未讀於一七五九年面世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阿當．史密斯在這本影響力不下於《原富論》的著作中，指出人類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心，這是為什麼見非洲飢童瘦骨嶙峋時許多人會伸出同情之手捐款；昨天或前天，本港有大廈的外牆剝落擊中途人，受傷者徬徨無助，本來大可置身事外的一位女街坊不怕麻煩叫他坐下然後致電向警方求救，傷者遂能及時送院救治。這些日常所見的小事，在在體現出我們確有發自心底的同情心……。陳裕光缺乏同情心，對「無薪充飢者」的苦況無動於中，才有此斤斤計較專門利己毫不利人的舉措。
第二「錯」是身為一家年營業額近半百億的大企業負責人，竟然不知有「持份者理論」這回事。簡要而言，此理論認為除了爭取股東利益，經營者必須為「眾多東家」（many masters）提供服務（這使筆者想起新鴻基地產創辦人郭得勝對筆者說「股東即東家」的往事），而持份者包括顧客、低中僱員、管理人員、供應商及地方社團（local communities），對於「大家樂」來說，由於其一百五十多家分店遍布港九新界各地，是典型必須「面向群眾」即必須與「地方社團」打交道的企業，因此值得特別關注。
非常明顯，企業不是慈善機構，不必亦不可能兼顧這麼多方面的利益，但現代企業必須扮演「好企業公民」（good corporate citizen）的角色，以盡社會倫理道德教化的義務。這等於說，企業經營的目的不僅僅在追求最高利潤（股東最高利益），同時要關注其經營帶來「社會損耗」（如污染如勞工收入不足或過勞形成社會負累的邊緣社群）的連鎖反應。
四、
經合組織（ＯＥＣＤ）的《公司管治基本原則》因此指出企業應公平對待大小股東利益之外，尚應與持份者（利益關係人）充分溝通、合作，「以促進財富、就業……讓企業以此為持續經營的準則」。事實上，企業經營，特別是以普羅市民為對象如快餐、超市之類的公司，更應與其持份者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緊密聯繫的網絡關係。港人最熟悉的「上市」，英文為go public，後者之意不限股東而為公眾，意味公司上市後已不僅屬於股東而是公眾共有，這些對公司決策與日常工作無權過問的大眾，雖是「缺席東主（absentee owners），但他們對公司的看法，管治層不得不考慮。
當然，「爭取最大利潤」與照顧持份者利益是對立的，如何紓解兩者的矛盾，學者提出「開明的持份者理論」（Enlightened Stakeholder Theory；見哈佛大學詹仙〔M. C. Jensen〕教授在今年秋季號《應用企業財務學報》〔《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的論文）。詹仙認為企業應以爭取最大長期利潤的策略，令持份者在公司發展中亦有所得益，比如愉快、健康的工作隊伍，同時亦是愉快、積極進取的社群，這對社會進步肯定有助，不言而喻。準此，「無薪用膳」會製造一個充滿怨氣甚至「仇商」的社群，對社會發展不利，等於企業禍延社會。這也許正是大眾對「無薪用膳」極度反感的潛因素。
在「大家樂」的例子中，如果為了商業原則省下一二千萬元而與員工無法和諧相處，同時製造了不滿現狀的社群，那不僅對公司盈利前景不利，與社區的關係惡化進而對業務帶來消極影響……。現代企業經營已不能只對股東負責，經營者應有持份者皆是「東家」的觀念！惟有如此，才能令企業特別是必須面對大眾的企業成為合格甚至優秀的社會公民。
未顧持份者利益 大家樂險鑄大錯
一、
經過勞工團體多年的爭取及自由派輿論與立法會的醞釀，香港最低工資終於立法，但最低時薪的數額，拖延至昨天才公布，其數字一如市場預測，為二十八元（據說有三十多萬工人受惠〔如果資方不因此簡縮員額〕，肯定可刺激消費；芝加哥聯儲局○八年的研究，顯示最低時薪加一元，受惠家庭每季增加八百元開支，這些「額外」開支大都用於添購耐用家庭用品），而實施時間遲至明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似有讓資方有充分時間作出相應部署之意；可惜，定出最低工資而未能同時規定每周工作時數，未免美中不足，亦留下一個可供「奸商」游走的漏洞！一九三八年六月，美國經濟仍未走出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大崩潰引致世界經濟大蕭條（又是美國拖累全球！）的陰影，受薪階級生活困頓，在工會及輿情催逼下，議會通過美國第一項《勞工公平標準法案》（下稱《公平法案》ＦＩＳＡ），總統羅斯福二話不說，簽署成法並馬上實行。《公平法案》除規定最低時薪及每周最高工作時數外，尚明文禁止僱用未成年童工；當年的最低時薪為二角五仙（美元．下同），每周最高工時四十小時，每周工作日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時，以防範勞工過勞影響健康。
《公平法案》立法至今七十二年，平均每八年修訂一次，至今最低時薪已提升至七點二五元，「名義上」增加了數十倍，可是，經濟學家按一按電腦，得出撇除期內的通貨膨脹率，現在七點二五元的購買力，還比一九三八年的二角五仙萎縮百分之二十強；換句話說，如今美國非技術工人的物質生活，比七十多年前蕭條的殺傷力餘威猶在時差了二成多！
關於最低工資對經濟的影響，歷年來為經濟學界的熱門命題。市場經濟學者向來持反對之見，直至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卡德（D. Card）實證研究九○年提升最低工資的影響並得出肯定性結論（資方不因此少聘人手，對青少年就業亦無負面影響），認為最低工資並非洪水猛獸的人才慢慢增加（筆者當年曾就卡德的發現撰文，大約一年前練乙錚教授在他的專欄重提此事）。不過，卡德的結論不是「通論」，近年有不少研究指出最低工資確會打擊非技術工人就業。
二、
政府早已代市場決定利率水平，現在連最低工資亦由政府拍板，意味由官方為資方—其實是市場—代籌定出基本薪金，那等於是在主張小政府有普世共識之下政府權力仍不斷膨脹。從今而後，利率及基本工薪都由官方釐定！在自由市場體系，眾所周知，官員的智商略遜（這當然是「不充分如實地陳述」的說法）商界精英，可他們卻捏住商界的脈門，後者只有別出蹊徑，另覓創富之道。這是何以央行（或聯儲局）決定基本利率後，不但銀行放貸利率各有不同甚且出現財務公司與基本利率基本無關的貸款利率的原因。
「大家樂」的陳裕光對最低時薪的「意見」，表現在他一度提出員工用膳時間無薪的「建議」，晉食時不能工作，因此不算工時，何來要計時薪？雖然陳氏此議在全城交相指責下很快撤回，但這是在群情洶湧下的退讓而不是因為他絕對理性的推理出錯而收回。就事論事，陳裕光的提法，在現行法例下，完全合法（這正好顯出商人的智商的確較高），亦盡了維護股東利益的上市公司負責人的責任。可是，為什麼他不擇善固執，堅持到底？顯而易見，所謂眾怒難犯，在憤怒群情洶湧的催逼下，他只有讓感性戰勝理性，作出不符商業原則的決定。
三、
陳裕光何以會作出社會大眾認為錯誤的「建議」？換句話說，陳裕光「錯」在哪裏？筆者的看法是，第一「錯」是他未讀於一七五九年面世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阿當．史密斯在這本影響力不下於《原富論》的著作中，指出人類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心，這是為什麼見非洲飢童瘦骨嶙峋時許多人會伸出同情之手捐款；昨天或前天，本港有大廈的外牆剝落擊中途人，受傷者徬徨無助，本來大可置身事外的一位女街坊不怕麻煩叫他坐下然後致電向警方求救，傷者遂能及時送院救治。這些日常所見的小事，在在體現出我們確有發自心底的同情心……。陳裕光缺乏同情心，對「無薪充飢者」的苦況無動於中，才有此斤斤計較專門利己毫不利人的舉措。
第二「錯」是身為一家年營業額近半百億的大企業負責人，竟然不知有「持份者理論」這回事。簡要而言，此理論認為除了爭取股東利益，經營者必須為「眾多東家」（many masters）提供服務（這使筆者想起新鴻基地產創辦人郭得勝對筆者說「股東即東家」的往事），而持份者包括顧客、低中僱員、管理人員、供應商及地方社團（local communities），對於「大家樂」來說，由於其一百五十多家分店遍布港九新界各地，是典型必須「面向群眾」即必須與「地方社團」打交道的企業，因此值得特別關注。
非常明顯，企業不是慈善機構，不必亦不可能兼顧這麼多方面的利益，但現代企業必須扮演「好企業公民」（good corporate citizen）的角色，以盡社會倫理道德教化的義務。這等於說，企業經營的目的不僅僅在追求最高利潤（股東最高利益），同時要關注其經營帶來「社會損耗」（如污染如勞工收入不足或過勞形成社會負累的邊緣社群）的連鎖反應。
四、
經合組織（ＯＥＣＤ）的《公司管治基本原則》因此指出企業應公平對待大小股東利益之外，尚應與持份者（利益關係人）充分溝通、合作，「以促進財富、就業……讓企業以此為持續經營的準則」。事實上，企業經營，特別是以普羅市民為對象如快餐、超市之類的公司，更應與其持份者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緊密聯繫的網絡關係。港人最熟悉的「上市」，英文為go public，後者之意不限股東而為公眾，意味公司上市後已不僅屬於股東而是公眾共有，這些對公司決策與日常工作無權過問的大眾，雖是「缺席東主（absentee owners），但他們對公司的看法，管治層不得不考慮。
當然，「爭取最大利潤」與照顧持份者利益是對立的，如何紓解兩者的矛盾，學者提出「開明的持份者理論」（Enlightened Stakeholder Theory；見哈佛大學詹仙〔M. C. Jensen〕教授在今年秋季號《應用企業財務學報》〔《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的論文）。詹仙認為企業應以爭取最大長期利潤的策略，令持份者在公司發展中亦有所得益，比如愉快、健康的工作隊伍，同時亦是愉快、積極進取的社群，這對社會進步肯定有助，不言而喻。準此，「無薪用膳」會製造一個充滿怨氣甚至「仇商」的社群，對社會發展不利，等於企業禍延社會。這也許正是大眾對「無薪用膳」極度反感的潛因素。
在「大家樂」的例子中，如果為了商業原則省下一二千萬元而與員工無法和諧相處，同時製造了不滿現狀的社群，那不僅對公司盈利前景不利，與社區的關係惡化進而對業務帶來消極影響……。現代企業經營已不能只對股東負責，經營者應有持份者皆是「東家」的觀念！惟有如此，才能令企業特別是必須面對大眾的企業成為合格甚至優秀的社會公民。
Saturday, September 25, 2010
陳雲--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2010年8月10日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CHIN’S LIST
資料來源：陳雲《Milk》403期專訪
CHIN’S LIST
《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ICHEL FOUCAULT
中譯《規訓與懲罰》， FOUCAULT(傅柯)對我影響很大，他的概念很複雜，但解釋得很清晰，雖然那是七十年代的著作，但其理論到現在還可以解釋很多事情。看他的著作可以對 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這本書清晰地解釋監察者如何將被監察的人的能量消解，就正如政府將那些「極度遺憾」的語言能量消解。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ICHEL FOUCAULT
中譯《事物的秩序》，是我這本《中文解毒》的其中一個思想來源，傅柯講的是名詞與物件，分析歷史裡人類如何利用名詞去控制物件，透過命名和語言去控制世 界。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SIGMUND FREUD
中譯《文明與其不滿》，佛洛伊德這本書講性壓迫，以及隨之帶來在成長中的性格扭曲，是古典的心理分析，在今日還管用的。
《史記─刺客列傳》
《史記》中有很多好的文章，例如《刺客列傳》，用很簡潔生動的語言去講很激烈的鬥爭，啟發了很多漫畫及武俠小說。
《世說新語》劉義慶
《世說新語》記錄了魏晉時期的奇人奇事及言行，每則只用很少字，用幾十字就能將一個人一生最精髓的寫出來，用字很簡潔，而且接近口語，不用翻譯都能看得明 白。
《聊齋誌異》蒲松齡
近代一點的，有清朝時《聊齋誌異》，雖然都是古文，但很容易轉成白話文，其文體風格也很值得學習。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仁宇
雖然他最暢銷的作品是《萬曆十五年》，但這一本其實更好看，這本書講的是歐洲的經濟史，《萬曆十五年》講得太淺了。
CHIN’S LIST
《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ICHEL FOUCAULT
中譯《規訓與懲罰》， FOUCAULT(傅柯)對我影響很大，他的概念很複雜，但解釋得很清晰，雖然那是七十年代的著作，但其理論到現在還可以解釋很多事情。看他的著作可以對 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這本書清晰地解釋監察者如何將被監察的人的能量消解，就正如政府將那些「極度遺憾」的語言能量消解。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ICHEL FOUCAULT
中譯《事物的秩序》，是我這本《中文解毒》的其中一個思想來源，傅柯講的是名詞與物件，分析歷史裡人類如何利用名詞去控制物件，透過命名和語言去控制世 界。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SIGMUND FREUD
中譯《文明與其不滿》，佛洛伊德這本書講性壓迫，以及隨之帶來在成長中的性格扭曲，是古典的心理分析，在今日還管用的。
《史記─刺客列傳》
《史記》中有很多好的文章，例如《刺客列傳》，用很簡潔生動的語言去講很激烈的鬥爭，啟發了很多漫畫及武俠小說。
《世說新語》劉義慶
《世說新語》記錄了魏晉時期的奇人奇事及言行，每則只用很少字，用幾十字就能將一個人一生最精髓的寫出來，用字很簡潔，而且接近口語，不用翻譯都能看得明 白。
《聊齋誌異》蒲松齡
近代一點的，有清朝時《聊齋誌異》，雖然都是古文，但很容易轉成白話文，其文體風格也很值得學習。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仁宇
雖然他最暢銷的作品是《萬曆十五年》，但這一本其實更好看，這本書講的是歐洲的經濟史，《萬曆十五年》講得太淺了。
Tuesday, August 03, 2010
陳雲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2010年8月3日
陳雲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要全國統一講標準語音，是工業時代的做法，也就是現代化初期的做法。目標是簡化思想，便利工商流通和國民動員，那是大量生產標準貨物，以數量和流量來衡量經濟與國力的舊時代了。
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史陀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自法國到巴西任教，並且做實地民族考察，寫下《憂鬱的熱帶》一書。他這樣描述當年聖保羅的新建築：那是一建造了就註定過時之物，而且它們不會像巴黎的建築那樣莊嚴地衰老，只能醜陋地朽敗。
由於統治者和權貴階級的智力衰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舉措，總給人可笑的觀感。他們學的現代（modernity），只能是過時（outdatedness）。假若不嫌悶，有點文化品味的人，過了羅湖邊界，可以一直微笑或苦笑到哈爾濱。是微笑還是苦笑，視乎那人有否家國情懷矣。
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正當廣東省要鼓吹自己做「文化大省」，將文化企業「做強做大」的時候，卻以國語（普通話）統制學校，不准學生講粵語，並且準備擠壓粵語的公共廣播節目。不單止廣東如此吧。中央的文化部、各主要省市的文化廳和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之類的，時不時就說要發展創意經濟和文化產業什麼的。
然而，各大城市都不斷擴大城區，不斷以高速鐵路和公路網絡聯繫各個新興商業中心（CBD），不惜破壞原生社區聚落，毀滅農林水土，單一的文化隨着簡體字、普通話和中共式的行政行為鋪天蓋地開展。這種開展的動力，除了依靠資本霸權之外，還有法律和政治的霸權：公共空間不許說方言，禁止寫正體字，禁止在公共空間表達異議。這些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利器，甚至很多學者讚賞這是工業化的高速方程式：獨裁政府、國際資本與地方專權。
當然，由地方的專權官僚來推動經濟，而經濟成效與其仕途掛鈎，這比起散漫的自由競爭，看起來更有效率。
在限定條件之下，專權可以有機會快速達到巴列圖均衡（Pareto Optimal）而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過了這個均衡點之後，必然是效率低下、官商壟斷和貪污橫行；人民的原創能力、智力和想像力之剝蝕，更不在話下。
所謂成本低廉、產業集中而令生產效率高超，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代價和自然環境代價，終會由人民承受，商人和黨組織都不會理的。商人是遊走的資本家，而黨組織則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
憲政民主保住多元生機
中國的高速發展的公式，靠的是獨裁政府建立一塊予商人高度壓縮成本的基地。所有節省的成本，最終都是社會、文化和自然成本（All saved costs end up in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ost），這是中國經濟發達的真相。這個真相呈現的時候，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許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可以從工業化順利過渡到農林、工商、科研開發和文化創意經濟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境地，是由於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制衡了國家的強權，工業化的單一標準的生產方式（monoculture），受到地方議會、教會、商團、貴族地主、文人和宗親的抵制，不足以破壞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單一的國語無法一統方言或地方口音，甚至連國語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如瑞士和加拿大）。工廠、住宅和商業區不能過分侵吞農林與自然保護地，官立的教育也不能排擠民辦的教育。工業化時代殺不盡的多元化的生機，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成為科研能力、原生創意和道德生活的培育之所。
憲政民主對於國家經濟的永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愈早有愈好。民主愈來得遲，工業化勢力的破壞愈深，愈難修補。今日在香港看到的單一地產壟斷發展和城市膨脹模式，便是工業化勢力無法被民主阻止的景象。（按：工業化勢力並非開工廠者的勢力，而是單一的資本擴張以奪取利潤的模式。）
現代社會是不能產生優雅文化和高尚道德的，一個現代社會擁有的文化和道德遺產，就視乎其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能夠保留多少，或者有多少是殺不盡的、死剩的，仍然存活的。至於那些用資財保存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在聯合國「申遺」的文化，是用不上的。
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必須保有多元生機，而這些只能在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發生。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往往用強權推行，現代化也會中道而止（如馬可斯的菲律賓），除非意外地得到建立憲政民主的機會。
二戰時期，幾個以法西斯式的國家統制和重商主義快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戰後都意外地得到美國的佔領或干預而被逼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令兩國的工業化勢力得到民主和民意的制衡，多元化保留下來了，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今日成了人文薈萃的科研和創意經濟大國。另外的兩個例子是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工業化後期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建立民主。
中國的國家命運比起德國和日本糟糕，中共並非法西斯，法西斯是有強烈的國土意識和國家意志的，是會保護水土和國民文化的（即使用的是極端的保護方法，如德國的納粹或日本的大和魂），而中共的資本也很大部分是國際遊走的資本，不是立足於國族的資本。是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族文化保育，道路維艱。我其實想說的是前無去路，中國大陸地區得到美國的介入而促成憲政民主的機會在二戰之後丟失了。
荒誕而危險的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大家可以理解何以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人被滅聲、大片的農田被填平、大片的舊城區被拆毀、大片的方言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區被壓迫，普通話如推土機一般，從北京出發，碾平一切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家的大工廠。由於中國人民並無投票權，公民社會力量也微弱，因此無力抵擋單一化的工業勢力。中國將成為機器人之國。
回頭說「推普滅粵」的事情。這是有正常見識的人都羞於辯論之事。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呼喚保護文化多元性、保育歷史語言遺留，還要連寫兩篇文章談這普天之理，我感到羞愧。
然而，要辯論得頗深，才可解釋中共之荒誕行為。國家交流語與地區族群方言應是並存的，互相扶持的，地方文化和方言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助力，這是人之常情、國之常理，然而，中國並非一個正常的國家，它只是黨組織維繫的資本家租界。在中國變成正常的國家之前，常理不適用。
中國類似鋼筋不足的混凝土屋頂，是極其脆弱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文化評論人
陳雲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要全國統一講標準語音，是工業時代的做法，也就是現代化初期的做法。目標是簡化思想，便利工商流通和國民動員，那是大量生產標準貨物，以數量和流量來衡量經濟與國力的舊時代了。
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史陀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自法國到巴西任教，並且做實地民族考察，寫下《憂鬱的熱帶》一書。他這樣描述當年聖保羅的新建築：那是一建造了就註定過時之物，而且它們不會像巴黎的建築那樣莊嚴地衰老，只能醜陋地朽敗。
由於統治者和權貴階級的智力衰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舉措，總給人可笑的觀感。他們學的現代（modernity），只能是過時（outdatedness）。假若不嫌悶，有點文化品味的人，過了羅湖邊界，可以一直微笑或苦笑到哈爾濱。是微笑還是苦笑，視乎那人有否家國情懷矣。
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正當廣東省要鼓吹自己做「文化大省」，將文化企業「做強做大」的時候，卻以國語（普通話）統制學校，不准學生講粵語，並且準備擠壓粵語的公共廣播節目。不單止廣東如此吧。中央的文化部、各主要省市的文化廳和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之類的，時不時就說要發展創意經濟和文化產業什麼的。
然而，各大城市都不斷擴大城區，不斷以高速鐵路和公路網絡聯繫各個新興商業中心（CBD），不惜破壞原生社區聚落，毀滅農林水土，單一的文化隨着簡體字、普通話和中共式的行政行為鋪天蓋地開展。這種開展的動力，除了依靠資本霸權之外，還有法律和政治的霸權：公共空間不許說方言，禁止寫正體字，禁止在公共空間表達異議。這些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利器，甚至很多學者讚賞這是工業化的高速方程式：獨裁政府、國際資本與地方專權。
當然，由地方的專權官僚來推動經濟，而經濟成效與其仕途掛鈎，這比起散漫的自由競爭，看起來更有效率。
在限定條件之下，專權可以有機會快速達到巴列圖均衡（Pareto Optimal）而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過了這個均衡點之後，必然是效率低下、官商壟斷和貪污橫行；人民的原創能力、智力和想像力之剝蝕，更不在話下。
所謂成本低廉、產業集中而令生產效率高超，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代價和自然環境代價，終會由人民承受，商人和黨組織都不會理的。商人是遊走的資本家，而黨組織則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
憲政民主保住多元生機
中國的高速發展的公式，靠的是獨裁政府建立一塊予商人高度壓縮成本的基地。所有節省的成本，最終都是社會、文化和自然成本（All saved costs end up in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ost），這是中國經濟發達的真相。這個真相呈現的時候，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許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可以從工業化順利過渡到農林、工商、科研開發和文化創意經濟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境地，是由於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制衡了國家的強權，工業化的單一標準的生產方式（monoculture），受到地方議會、教會、商團、貴族地主、文人和宗親的抵制，不足以破壞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單一的國語無法一統方言或地方口音，甚至連國語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如瑞士和加拿大）。工廠、住宅和商業區不能過分侵吞農林與自然保護地，官立的教育也不能排擠民辦的教育。工業化時代殺不盡的多元化的生機，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成為科研能力、原生創意和道德生活的培育之所。
憲政民主對於國家經濟的永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愈早有愈好。民主愈來得遲，工業化勢力的破壞愈深，愈難修補。今日在香港看到的單一地產壟斷發展和城市膨脹模式，便是工業化勢力無法被民主阻止的景象。（按：工業化勢力並非開工廠者的勢力，而是單一的資本擴張以奪取利潤的模式。）
現代社會是不能產生優雅文化和高尚道德的，一個現代社會擁有的文化和道德遺產，就視乎其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能夠保留多少，或者有多少是殺不盡的、死剩的，仍然存活的。至於那些用資財保存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在聯合國「申遺」的文化，是用不上的。
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必須保有多元生機，而這些只能在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發生。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往往用強權推行，現代化也會中道而止（如馬可斯的菲律賓），除非意外地得到建立憲政民主的機會。
二戰時期，幾個以法西斯式的國家統制和重商主義快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戰後都意外地得到美國的佔領或干預而被逼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令兩國的工業化勢力得到民主和民意的制衡，多元化保留下來了，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今日成了人文薈萃的科研和創意經濟大國。另外的兩個例子是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工業化後期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建立民主。
中國的國家命運比起德國和日本糟糕，中共並非法西斯，法西斯是有強烈的國土意識和國家意志的，是會保護水土和國民文化的（即使用的是極端的保護方法，如德國的納粹或日本的大和魂），而中共的資本也很大部分是國際遊走的資本，不是立足於國族的資本。是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族文化保育，道路維艱。我其實想說的是前無去路，中國大陸地區得到美國的介入而促成憲政民主的機會在二戰之後丟失了。
荒誕而危險的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大家可以理解何以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人被滅聲、大片的農田被填平、大片的舊城區被拆毀、大片的方言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區被壓迫，普通話如推土機一般，從北京出發，碾平一切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家的大工廠。由於中國人民並無投票權，公民社會力量也微弱，因此無力抵擋單一化的工業勢力。中國將成為機器人之國。
回頭說「推普滅粵」的事情。這是有正常見識的人都羞於辯論之事。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呼喚保護文化多元性、保育歷史語言遺留，還要連寫兩篇文章談這普天之理，我感到羞愧。
然而，要辯論得頗深，才可解釋中共之荒誕行為。國家交流語與地區族群方言應是並存的，互相扶持的，地方文化和方言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助力，這是人之常情、國之常理，然而，中國並非一個正常的國家，它只是黨組織維繫的資本家租界。在中國變成正常的國家之前，常理不適用。
中國類似鋼筋不足的混凝土屋頂，是極其脆弱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文化評論人
Sunday, July 25, 2010
中途出家：民主就是不包容
中途出家：民主就是不包容
2010年07月25日
於選舉制度而言，民主是公開爭逐的場所。政黨可以轉型，政客可以轉軚，但必須自己承擔責任，向不向選民交代因由，悉隨尊便，但不可叫選民「包容」其轉軚，或散播語言迷霧，用文辭蒙蔽民智，說民主制度的精神就是包容。
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會叫人民包容。民主制度，正正就是不包容。否則民主制度與封建帝制何異？選民在盤算之後，會用選票懲罰變節的政黨或議員的。有時即使領袖有功於社稷，但由於時代不同，民眾也一樣用投票趕領袖下台。二次大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縱橫捭闔，言辭激昂，但戰後的和平時代，邱吉爾的功用過去了，英國選民便用選票轟他下台，避免他成為有執政期限的暴君。精於權謀韜略與密室政治的領袖，戰時或可衛國，和平時期則禍國殃民。
包容是用於自由的概念上的。民主制度，人人有權參選，偏激者、變節者、敗德者，通通可以自由參選，由選民決定輸贏。社會上的自由，就是包容多元意見和寬忍異類行為，甚至脫法行為，例如街頭醉酒、行乞、露宿、擺賣、賣藝、未經申請而集會抗議等，在自由社會，即使法律不容，只要做得不過分，並不無理取鬧，民眾一樣包容，執法當局也酌情包容，不隨便懲處。公共空間要有自由，便要略為包容，你不用便不許人家用的話，大家便不能使用公共空間，於是成了只有警察和保安員管理的禁地，香港成為無聲色、無怪異的潔癖社會了。
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憲政與共和，憲政是人民制定憲法保護人權和公民社會；共和是議會上的執政黨和在野黨要信守君子約定。在野黨可以撒野和撒賴，做出脫法行為，但執政黨不能隨便用法律來檢控或用情報機關來整治；在野黨一朝執政，也要持守同樣的約定，這叫執政黨的寬容。寬容或包容，是在野黨、無權力的小市民向政府要求的，不是有權勢或即將執掌權力的政黨向選民要求的。香港民主黨說「民主就是包容」，簡直荒天下之大謬！搞了幾十年民主運動，也弄不清基本概念。
政黨有溫和持平的，也有偏激和基進（ radical）的。議會有左中右政黨的組合，彼此制衡，便令社會的理性得到多方面的詮釋，不會出現「以理殺人」的唯理主義。政黨個個向中間靠攏，離棄意識形態分野，令選民無可選擇，絕非好事！過去幾年，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橫行無忌，缺乏其他政治經濟理論的制衡，最終引發財經詐騙、金融海嘯，蠶食百姓財產。香港的政黨發展，需要的是更多的偏激和基進，選民需要更多的投票選擇，而不是個個充當溫和持平，勸阻或詆毀激進行為，令到無人挑戰財閥壟斷，無人為小市民出頭。
文：陳雲
2010年07月25日
於選舉制度而言，民主是公開爭逐的場所。政黨可以轉型，政客可以轉軚，但必須自己承擔責任，向不向選民交代因由，悉隨尊便，但不可叫選民「包容」其轉軚，或散播語言迷霧，用文辭蒙蔽民智，說民主制度的精神就是包容。
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會叫人民包容。民主制度，正正就是不包容。否則民主制度與封建帝制何異？選民在盤算之後，會用選票懲罰變節的政黨或議員的。有時即使領袖有功於社稷，但由於時代不同，民眾也一樣用投票趕領袖下台。二次大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縱橫捭闔，言辭激昂，但戰後的和平時代，邱吉爾的功用過去了，英國選民便用選票轟他下台，避免他成為有執政期限的暴君。精於權謀韜略與密室政治的領袖，戰時或可衛國，和平時期則禍國殃民。
包容是用於自由的概念上的。民主制度，人人有權參選，偏激者、變節者、敗德者，通通可以自由參選，由選民決定輸贏。社會上的自由，就是包容多元意見和寬忍異類行為，甚至脫法行為，例如街頭醉酒、行乞、露宿、擺賣、賣藝、未經申請而集會抗議等，在自由社會，即使法律不容，只要做得不過分，並不無理取鬧，民眾一樣包容，執法當局也酌情包容，不隨便懲處。公共空間要有自由，便要略為包容，你不用便不許人家用的話，大家便不能使用公共空間，於是成了只有警察和保安員管理的禁地，香港成為無聲色、無怪異的潔癖社會了。
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憲政與共和，憲政是人民制定憲法保護人權和公民社會；共和是議會上的執政黨和在野黨要信守君子約定。在野黨可以撒野和撒賴，做出脫法行為，但執政黨不能隨便用法律來檢控或用情報機關來整治；在野黨一朝執政，也要持守同樣的約定，這叫執政黨的寬容。寬容或包容，是在野黨、無權力的小市民向政府要求的，不是有權勢或即將執掌權力的政黨向選民要求的。香港民主黨說「民主就是包容」，簡直荒天下之大謬！搞了幾十年民主運動，也弄不清基本概念。
政黨有溫和持平的，也有偏激和基進（ radical）的。議會有左中右政黨的組合，彼此制衡，便令社會的理性得到多方面的詮釋，不會出現「以理殺人」的唯理主義。政黨個個向中間靠攏，離棄意識形態分野，令選民無可選擇，絕非好事！過去幾年，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橫行無忌，缺乏其他政治經濟理論的制衡，最終引發財經詐騙、金融海嘯，蠶食百姓財產。香港的政黨發展，需要的是更多的偏激和基進，選民需要更多的投票選擇，而不是個個充當溫和持平，勸阻或詆毀激進行為，令到無人挑戰財閥壟斷，無人為小市民出頭。
文：陳雲
Tuesday, July 20, 2010
林行止--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陳雲--保衞大粵語
2010年7月20日
陳雲
保衞大粵語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
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陳雲
保衞大粵語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
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Tuesday, July 06, 2010
陳雲~~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2010年7月6日
陳雲
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功能組別議員之中，我最欣賞的世家議員，除了人稱「三點不露」（或四點之後不會出現）的李國寶之外，就是被人低估智慧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霆。伴君如伴虎，洞悉世情的有錢人都應知道，集權政府為他們預留的特權位置，不一定出於善意。也許，敷衍了事、消極抵制，是對這些如坐針氈的位置的最佳回敬。只有新當選的，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能組別議員，才會高踞立法會的特權位置而飛揚跋扈，講話咬牙切齒，以為自己真的是為界別發聲，也為香港服務。
特權溫床政治監獄
群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暫時容忍財閥謀取暴利，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功能組別是香港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好像可以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咒罵，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逼迫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剝削有道，發展出一種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論述出一套真正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象齒焚身，懷璧獲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牙有價而遭殺害，人因財多而招禍患。於香港的勢力而言，中共的心腹大患，不是民主派，更非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地產財閥。富可敵國而又不是自己黨內系統培養的人，始終放心不下。依我五月二十五日文章的推斷，他日中共的黨內民主將由共黨系統衍生出來的官商勢力之相互妥協及制衡而造成，則香港的民主系統將成為異數，必須加以牽制，不能隨正常的民主發展道路而行，即不可以按照西方模式，由資產階級組黨參政。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富？看看霍英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港英的勾結，乃致富之要素。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反動，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爭取認同「買義」求存
然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了。
美國駐華大使及駐港總領事相繼放言，支持民主黨提出的政制改良方案，是耐人尋味的舉動。若說中美雙方並無若干協議，美方對中共的善意，是無法解釋的神來之筆了。
中共無力管治一個自英國手上取回的國際金融城市，而為了牽制中共，美國也會阻撓中共取得管治金融城市的經驗。以民主黨的親美根源來看，中共他日若將之納入管治團隊，將可在香港維繫實質上的中美共治格局，保有香港的國際性格，也確保美國在中國內地動亂時支持中共維持穩定，不會趁亂生事。內地危機四伏，中共已深陷國際經貿關係之中，一旦內亂，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撑持的。
平治香港，易如反掌。此地幾乎所有民怨，都源於收地糾紛、賣樓欺詐及地租剝削。香港平民的政治胃口不大，只要抑制地產財閥，利益均霑，減低民怨，沖淡反叛政黨的政治資本，令他們集結不了鬥爭力量，香港即有粗安。
然而，由於中共在回歸之初要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救急，上市集資填債及圖利（如配售、炒樓、逃資等），樓股興旺的環境可以大撈油水，政治惰性加上中共企業及高官的私利，縱容香港高地價政策及財閥巧取豪奪，以致民怨沸騰。今日中共的資金需求不如往年之急，而且企業和高官在香港的私利總不能蓋過黨國大利，預計香港局面平定之後，中共將抑制高地價政策，甚至整肅某些地產財閥。
自古以來，富人都應爭取群眾認同，「買義」求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給予財閥的原罪多於特權。中共接納民主黨為管治團隊之後，財閥應該知機，部署離棄政治特權。
棄權換名譽
即使中共不將功能組別限期取消，只要財閥保持權力克制，在所有投票之中都投以棄權票，而其他功能組別內的泛民議員也跟從——或者由泛民的功能議員發起「棄權運動」也可，則功能組別便實質上成為有權參議政事而無權投票決議的上議院。如此，財閥既可恢復名譽，立法會的投票決議也改由民選議員掌握，立法會實質上成為民意授權議會，而佔大多數的民選議員親政府，管治便容易得多。
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功能組別好像擁有關鍵的否決權，然而近年功能組別行使關鍵否決權的次數和作用日漸降低，假若民主黨可以代理商家利益，工商派也毋須背負惡名及政治原罪。現實政治除了實利之外，也需要一點遠見和想像力的。謹言慎行，懂得收斂權力，才是貴族所為，「黃中指」和「張廿蚊」的驕橫行為，我想很多富豪看在眼裡，憂在心裡。民主黨歸順之後，富豪是時候「起錨」，離開有罪無功的特權位置了。
陳雲
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功能組別議員之中，我最欣賞的世家議員，除了人稱「三點不露」（或四點之後不會出現）的李國寶之外，就是被人低估智慧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霆。伴君如伴虎，洞悉世情的有錢人都應知道，集權政府為他們預留的特權位置，不一定出於善意。也許，敷衍了事、消極抵制，是對這些如坐針氈的位置的最佳回敬。只有新當選的，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能組別議員，才會高踞立法會的特權位置而飛揚跋扈，講話咬牙切齒，以為自己真的是為界別發聲，也為香港服務。
特權溫床政治監獄
群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暫時容忍財閥謀取暴利，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功能組別是香港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好像可以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咒罵，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逼迫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剝削有道，發展出一種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論述出一套真正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象齒焚身，懷璧獲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牙有價而遭殺害，人因財多而招禍患。於香港的勢力而言，中共的心腹大患，不是民主派，更非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地產財閥。富可敵國而又不是自己黨內系統培養的人，始終放心不下。依我五月二十五日文章的推斷，他日中共的黨內民主將由共黨系統衍生出來的官商勢力之相互妥協及制衡而造成，則香港的民主系統將成為異數，必須加以牽制，不能隨正常的民主發展道路而行，即不可以按照西方模式，由資產階級組黨參政。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富？看看霍英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港英的勾結，乃致富之要素。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反動，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爭取認同「買義」求存
然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了。
美國駐華大使及駐港總領事相繼放言，支持民主黨提出的政制改良方案，是耐人尋味的舉動。若說中美雙方並無若干協議，美方對中共的善意，是無法解釋的神來之筆了。
中共無力管治一個自英國手上取回的國際金融城市，而為了牽制中共，美國也會阻撓中共取得管治金融城市的經驗。以民主黨的親美根源來看，中共他日若將之納入管治團隊，將可在香港維繫實質上的中美共治格局，保有香港的國際性格，也確保美國在中國內地動亂時支持中共維持穩定，不會趁亂生事。內地危機四伏，中共已深陷國際經貿關係之中，一旦內亂，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撑持的。
平治香港，易如反掌。此地幾乎所有民怨，都源於收地糾紛、賣樓欺詐及地租剝削。香港平民的政治胃口不大，只要抑制地產財閥，利益均霑，減低民怨，沖淡反叛政黨的政治資本，令他們集結不了鬥爭力量，香港即有粗安。
然而，由於中共在回歸之初要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救急，上市集資填債及圖利（如配售、炒樓、逃資等），樓股興旺的環境可以大撈油水，政治惰性加上中共企業及高官的私利，縱容香港高地價政策及財閥巧取豪奪，以致民怨沸騰。今日中共的資金需求不如往年之急，而且企業和高官在香港的私利總不能蓋過黨國大利，預計香港局面平定之後，中共將抑制高地價政策，甚至整肅某些地產財閥。
自古以來，富人都應爭取群眾認同，「買義」求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給予財閥的原罪多於特權。中共接納民主黨為管治團隊之後，財閥應該知機，部署離棄政治特權。
棄權換名譽
即使中共不將功能組別限期取消，只要財閥保持權力克制，在所有投票之中都投以棄權票，而其他功能組別內的泛民議員也跟從——或者由泛民的功能議員發起「棄權運動」也可，則功能組別便實質上成為有權參議政事而無權投票決議的上議院。如此，財閥既可恢復名譽，立法會的投票決議也改由民選議員掌握，立法會實質上成為民意授權議會，而佔大多數的民選議員親政府，管治便容易得多。
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功能組別好像擁有關鍵的否決權，然而近年功能組別行使關鍵否決權的次數和作用日漸降低，假若民主黨可以代理商家利益，工商派也毋須背負惡名及政治原罪。現實政治除了實利之外，也需要一點遠見和想像力的。謹言慎行，懂得收斂權力，才是貴族所為，「黃中指」和「張廿蚊」的驕橫行為，我想很多富豪看在眼裡，憂在心裡。民主黨歸順之後，富豪是時候「起錨」，離開有罪無功的特權位置了。
Sunday, July 04, 2010
中途出家：從量變到質變的謬論
明報 2010.7.4 陳雲
孫中山從事革命，毛澤東專搞奪權。革命是質變，從帝制專權到民主共和，政制的性質變革了。奪權是量變，一點點地奪，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說辭蒙蔽百姓，派間諜滲透到敵方陣營，以農村包圍城市，等待危機，奪取政權。毛奪取政權之後，並無建立民主共和，他建立的是官僚專政的體制。到了鄧小平，國有化的經濟垮塌了，便建立官僚資本家專制的體制。此中，共產黨的說辭是「從量變到質變」。這是自相矛盾的鬼話，是一句明顯在邏輯上犯駁的詭詞，但用來蒙騙人民群眾，卻很有用。
這句謬論，最近來了香港，並且出自民主派的遊說者口中。我出身農牧工會宣傳範圍的香港農村，在土共的教育圈長大，見到這類詭詞在回歸之後的香港流行，毫不覺得奇怪。香港民主黨的革命理想，於政改風雲之後，已經成了奪權的說辭。斯文一點說，是香港民主黨要向政府和土共分享權力；殘酷一點說，是民主黨告別革命，走向奪權，圖謀以其右翼的政治經濟學的黨綱，成為中共和香港財閥的本地民意代理人。
從量變到質變，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通俗演繹。若讀者不像我，幼年讀馬列出身，且容我用鬼話解說一下。事物是一分為二又互相轉化的，有客觀的規則，但也可以靠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變。事物的性質，用度量來分，假若過了某個度量，事物的性質便變了，這是從量變到質變。例如將室溫的水，慢慢冰凍到零度，水的液體性質便變為固體性質，我們可以觀察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這是詭詞。水的性質未變，仍然是 H2O，水並未有什麼質變，只是我們的定義和觀感改變了。改變語言定義，令說辭無法被否證（ falsify），看來無可辯駁，正是極權者的語言。
講怪話的人說，將功能組別的區議會成員部分，用人民一人一票的間接選舉的方法來「溝淡」，便可以令功能組別全然質變為民選了。然而，區議會成員的選舉是由區議員提名和參選的，其間接選舉的性質並無改變啊！量變不能引致質變。舉例，杯子內有油與水，水的份量比油多，油不能溶於水，但兩者之間有些黏結，化學上稱為乳化劑（ emulsion），通俗來說，可以稱為「水油」。我們不斷加添油的份量，令油比水多很多了，便可以稱之為「油水」。然而，這杯內的溶劑，性質改變了嗎？未改變。
如果你接納「水油」和「油水」的通俗名稱，而不屑動腦筋，接納科學的乳化劑的名稱，你就一輩子被政治詭詞愚弄。民主與科學，是現代社會的兩大基石。科學精神和邏輯思想不通行的社會，民主也沒希望，因為意欲奪權的政客，會不斷推出詭詞，鞏固其集權政制和掠奪式的經濟制度。頭腦不精明，註定一世窮。
孫中山從事革命，毛澤東專搞奪權。革命是質變，從帝制專權到民主共和，政制的性質變革了。奪權是量變，一點點地奪，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說辭蒙蔽百姓，派間諜滲透到敵方陣營，以農村包圍城市，等待危機，奪取政權。毛奪取政權之後，並無建立民主共和，他建立的是官僚專政的體制。到了鄧小平，國有化的經濟垮塌了，便建立官僚資本家專制的體制。此中，共產黨的說辭是「從量變到質變」。這是自相矛盾的鬼話，是一句明顯在邏輯上犯駁的詭詞，但用來蒙騙人民群眾，卻很有用。
這句謬論，最近來了香港，並且出自民主派的遊說者口中。我出身農牧工會宣傳範圍的香港農村，在土共的教育圈長大，見到這類詭詞在回歸之後的香港流行，毫不覺得奇怪。香港民主黨的革命理想，於政改風雲之後，已經成了奪權的說辭。斯文一點說，是香港民主黨要向政府和土共分享權力；殘酷一點說，是民主黨告別革命，走向奪權，圖謀以其右翼的政治經濟學的黨綱，成為中共和香港財閥的本地民意代理人。
從量變到質變，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通俗演繹。若讀者不像我，幼年讀馬列出身，且容我用鬼話解說一下。事物是一分為二又互相轉化的，有客觀的規則，但也可以靠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變。事物的性質，用度量來分，假若過了某個度量，事物的性質便變了，這是從量變到質變。例如將室溫的水，慢慢冰凍到零度，水的液體性質便變為固體性質，我們可以觀察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這是詭詞。水的性質未變，仍然是 H2O，水並未有什麼質變，只是我們的定義和觀感改變了。改變語言定義，令說辭無法被否證（ falsify），看來無可辯駁，正是極權者的語言。
講怪話的人說，將功能組別的區議會成員部分，用人民一人一票的間接選舉的方法來「溝淡」，便可以令功能組別全然質變為民選了。然而，區議會成員的選舉是由區議員提名和參選的，其間接選舉的性質並無改變啊！量變不能引致質變。舉例，杯子內有油與水，水的份量比油多，油不能溶於水，但兩者之間有些黏結，化學上稱為乳化劑（ emulsion），通俗來說，可以稱為「水油」。我們不斷加添油的份量，令油比水多很多了，便可以稱之為「油水」。然而，這杯內的溶劑，性質改變了嗎？未改變。
如果你接納「水油」和「油水」的通俗名稱，而不屑動腦筋，接納科學的乳化劑的名稱，你就一輩子被政治詭詞愚弄。民主與科學，是現代社會的兩大基石。科學精神和邏輯思想不通行的社會，民主也沒希望，因為意欲奪權的政客，會不斷推出詭詞，鞏固其集權政制和掠奪式的經濟制度。頭腦不精明，註定一世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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