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出家：民主就是不包容

中途出家：民主就是不包容
2010年07月25日

於選舉制度而言，民主是公開爭逐的場所。政黨可以轉型，政客可以轉軚，但必須自己承擔責任，向不向選民交代因由，悉隨尊便，但不可叫選民「包容」其轉軚，或散播語言迷霧，用文辭蒙蔽民智，說民主制度的精神就是包容。
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會叫人民包容。民主制度，正正就是不包容。否則民主制度與封建帝制何異？選民在盤算之後，會用選票懲罰變節的政黨或議員的。有時即使領袖有功於社稷，但由於時代不同，民眾也一樣用投票趕領袖下台。二次大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縱橫捭闔，言辭激昂，但戰後的和平時代，邱吉爾的功用過去了，英國選民便用選票轟他下台，避免他成為有執政期限的暴君。精於權謀韜略與密室政治的領袖，戰時或可衛國，和平時期則禍國殃民。
包容是用於自由的概念上的。民主制度，人人有權參選，偏激者、變節者、敗德者，通通可以自由參選，由選民決定輸贏。社會上的自由，就是包容多元意見和寬忍異類行為，甚至脫法行為，例如街頭醉酒、行乞、露宿、擺賣、賣藝、未經申請而集會抗議等，在自由社會，即使法律不容，只要做得不過分，並不無理取鬧，民眾一樣包容，執法當局也酌情包容，不隨便懲處。公共空間要有自由，便要略為包容，你不用便不許人家用的話，大家便不能使用公共空間，於是成了只有警察和保安員管理的禁地，香港成為無聲色、無怪異的潔癖社會了。
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憲政與共和，憲政是人民制定憲法保護人權和公民社會；共和是議會上的執政黨和在野黨要信守君子約定。在野黨可以撒野和撒賴，做出脫法行為，但執政黨不能隨便用法律來檢控或用情報機關來整治；在野黨一朝執政，也要持守同樣的約定，這叫執政黨的寬容。寬容或包容，是在野黨、無權力的小市民向政府要求的，不是有權勢或即將執掌權力的政黨向選民要求的。香港民主黨說「民主就是包容」，簡直荒天下之大謬！搞了幾十年民主運動，也弄不清基本概念。
政黨有溫和持平的，也有偏激和基進（ radical）的。議會有左中右政黨的組合，彼此制衡，便令社會的理性得到多方面的詮釋，不會出現「以理殺人」的唯理主義。政黨個個向中間靠攏，離棄意識形態分野，令選民無可選擇，絕非好事！過去幾年，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橫行無忌，缺乏其他政治經濟理論的制衡，最終引發財經詐騙、金融海嘯，蠶食百姓財產。香港的政黨發展，需要的是更多的偏激和基進，選民需要更多的投票選擇，而不是個個充當溫和持平，勸阻或詆毀激進行為，令到無人挑戰財閥壟斷，無人為小市民出頭。
文：陳雲

林行止--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陳雲--保衞大粵語

2010年7月20日
陳雲
保衞大粵語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

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陳雲~~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2010年7月6日
陳雲
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功能組別議員之中，我最欣賞的世家議員，除了人稱「三點不露」（或四點之後不會出現）的李國寶之外，就是被人低估智慧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霆。伴君如伴虎，洞悉世情的有錢人都應知道，集權政府為他們預留的特權位置，不一定出於善意。也許，敷衍了事、消極抵制，是對這些如坐針氈的位置的最佳回敬。只有新當選的，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能組別議員，才會高踞立法會的特權位置而飛揚跋扈，講話咬牙切齒，以為自己真的是為界別發聲，也為香港服務。

特權溫床政治監獄

群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暫時容忍財閥謀取暴利，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功能組別是香港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好像可以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咒罵，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逼迫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剝削有道，發展出一種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論述出一套真正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象齒焚身，懷璧獲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牙有價而遭殺害，人因財多而招禍患。於香港的勢力而言，中共的心腹大患，不是民主派，更非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地產財閥。富可敵國而又不是自己黨內系統培養的人，始終放心不下。依我五月二十五日文章的推斷，他日中共的黨內民主將由共黨系統衍生出來的官商勢力之相互妥協及制衡而造成，則香港的民主系統將成為異數，必須加以牽制，不能隨正常的民主發展道路而行，即不可以按照西方模式，由資產階級組黨參政。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富？看看霍英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港英的勾結，乃致富之要素。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反動，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爭取認同「買義」求存

然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了。

美國駐華大使及駐港總領事相繼放言，支持民主黨提出的政制改良方案，是耐人尋味的舉動。若說中美雙方並無若干協議，美方對中共的善意，是無法解釋的神來之筆了。

中共無力管治一個自英國手上取回的國際金融城市，而為了牽制中共，美國也會阻撓中共取得管治金融城市的經驗。以民主黨的親美根源來看，中共他日若將之納入管治團隊，將可在香港維繫實質上的中美共治格局，保有香港的國際性格，也確保美國在中國內地動亂時支持中共維持穩定，不會趁亂生事。內地危機四伏，中共已深陷國際經貿關係之中，一旦內亂，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撑持的。

平治香港，易如反掌。此地幾乎所有民怨，都源於收地糾紛、賣樓欺詐及地租剝削。香港平民的政治胃口不大，只要抑制地產財閥，利益均霑，減低民怨，沖淡反叛政黨的政治資本，令他們集結不了鬥爭力量，香港即有粗安。

然而，由於中共在回歸之初要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救急，上市集資填債及圖利（如配售、炒樓、逃資等），樓股興旺的環境可以大撈油水，政治惰性加上中共企業及高官的私利，縱容香港高地價政策及財閥巧取豪奪，以致民怨沸騰。今日中共的資金需求不如往年之急，而且企業和高官在香港的私利總不能蓋過黨國大利，預計香港局面平定之後，中共將抑制高地價政策，甚至整肅某些地產財閥。

自古以來，富人都應爭取群眾認同，「買義」求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給予財閥的原罪多於特權。中共接納民主黨為管治團隊之後，財閥應該知機，部署離棄政治特權。

棄權換名譽

即使中共不將功能組別限期取消，只要財閥保持權力克制，在所有投票之中都投以棄權票，而其他功能組別內的泛民議員也跟從——或者由泛民的功能議員發起「棄權運動」也可，則功能組別便實質上成為有權參議政事而無權投票決議的上議院。如此，財閥既可恢復名譽，立法會的投票決議也改由民選議員掌握，立法會實質上成為民意授權議會，而佔大多數的民選議員親政府，管治便容易得多。

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功能組別好像擁有關鍵的否決權，然而近年功能組別行使關鍵否決權的次數和作用日漸降低，假若民主黨可以代理商家利益，工商派也毋須背負惡名及政治原罪。現實政治除了實利之外，也需要一點遠見和想像力的。謹言慎行，懂得收斂權力，才是貴族所為，「黃中指」和「張廿蚊」的驕橫行為，我想很多富豪看在眼裡，憂在心裡。民主黨歸順之後，富豪是時候「起錨」，離開有罪無功的特權位置了。

中途出家：從量變到質變的謬論

明報 2010.7.4 陳雲
孫中山從事革命，毛澤東專搞奪權。革命是質變，從帝制專權到民主共和，政制的性質變革了。奪權是量變，一點點地奪，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說辭蒙蔽百姓，派間諜滲透到敵方陣營，以農村包圍城市，等待危機，奪取政權。毛奪取政權之後，並無建立民主共和，他建立的是官僚專政的體制。到了鄧小平，國有化的經濟垮塌了，便建立官僚資本家專制的體制。此中，共產黨的說辭是「從量變到質變」。這是自相矛盾的鬼話，是一句明顯在邏輯上犯駁的詭詞，但用來蒙騙人民群眾，卻很有用。
這句謬論，最近來了香港，並且出自民主派的遊說者口中。我出身農牧工會宣傳範圍的香港農村，在土共的教育圈長大，見到這類詭詞在回歸之後的香港流行，毫不覺得奇怪。香港民主黨的革命理想，於政改風雲之後，已經成了奪權的說辭。斯文一點說，是香港民主黨要向政府和土共分享權力；殘酷一點說，是民主黨告別革命，走向奪權，圖謀以其右翼的政治經濟學的黨綱，成為中共和香港財閥的本地民意代理人。
從量變到質變，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通俗演繹。若讀者不像我，幼年讀馬列出身，且容我用鬼話解說一下。事物是一分為二又互相轉化的，有客觀的規則，但也可以靠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變。事物的性質，用度量來分，假若過了某個度量，事物的性質便變了，這是從量變到質變。例如將室溫的水，慢慢冰凍到零度，水的液體性質便變為固體性質，我們可以觀察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這是詭詞。水的性質未變，仍然是 H2O，水並未有什麼質變，只是我們的定義和觀感改變了。改變語言定義，令說辭無法被否證（ falsify），看來無可辯駁，正是極權者的語言。
講怪話的人說，將功能組別的區議會成員部分，用人民一人一票的間接選舉的方法來「溝淡」，便可以令功能組別全然質變為民選了。然而，區議會成員的選舉是由區議員提名和參選的，其間接選舉的性質並無改變啊！量變不能引致質變。舉例，杯子內有油與水，水的份量比油多，油不能溶於水，但兩者之間有些黏結，化學上稱為乳化劑（ emulsion），通俗來說，可以稱為「水油」。我們不斷加添油的份量，令油比水多很多了，便可以稱之為「油水」。然而，這杯內的溶劑，性質改變了嗎？未改變。
如果你接納「水油」和「油水」的通俗名稱，而不屑動腦筋，接納科學的乳化劑的名稱，你就一輩子被政治詭詞愚弄。民主與科學，是現代社會的兩大基石。科學精神和邏輯思想不通行的社會，民主也沒希望，因為意欲奪權的政客，會不斷推出詭詞，鞏固其集權政制和掠奪式的經濟制度。頭腦不精明，註定一世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