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顧持份者利益 大家樂險鑄大錯

林行止
未顧持份者利益 大家樂險鑄大錯

一、

經過勞工團體多年的爭取及自由派輿論與立法會的醞釀，香港最低工資終於立法，但最低時薪的數額，拖延至昨天才公布，其數字一如市場預測，為二十八元（據說有三十多萬工人受惠〔如果資方不因此簡縮員額〕，肯定可刺激消費；芝加哥聯儲局○八年的研究，顯示最低時薪加一元，受惠家庭每季增加八百元開支，這些「額外」開支大都用於添購耐用家庭用品），而實施時間遲至明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似有讓資方有充分時間作出相應部署之意；可惜，定出最低工資而未能同時規定每周工作時數，未免美中不足，亦留下一個可供「奸商」游走的漏洞！一九三八年六月，美國經濟仍未走出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大崩潰引致世界經濟大蕭條（又是美國拖累全球！）的陰影，受薪階級生活困頓，在工會及輿情催逼下，議會通過美國第一項《勞工公平標準法案》（下稱《公平法案》ＦＩＳＡ），總統羅斯福二話不說，簽署成法並馬上實行。《公平法案》除規定最低時薪及每周最高工作時數外，尚明文禁止僱用未成年童工；當年的最低時薪為二角五仙（美元．下同），每周最高工時四十小時，每周工作日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時，以防範勞工過勞影響健康。

《公平法案》立法至今七十二年，平均每八年修訂一次，至今最低時薪已提升至七點二五元，「名義上」增加了數十倍，可是，經濟學家按一按電腦，得出撇除期內的通貨膨脹率，現在七點二五元的購買力，還比一九三八年的二角五仙萎縮百分之二十強；換句話說，如今美國非技術工人的物質生活，比七十多年前蕭條的殺傷力餘威猶在時差了二成多！

關於最低工資對經濟的影響，歷年來為經濟學界的熱門命題。市場經濟學者向來持反對之見，直至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卡德（D. Card）實證研究九○年提升最低工資的影響並得出肯定性結論（資方不因此少聘人手，對青少年就業亦無負面影響），認為最低工資並非洪水猛獸的人才慢慢增加（筆者當年曾就卡德的發現撰文，大約一年前練乙錚教授在他的專欄重提此事）。不過，卡德的結論不是「通論」，近年有不少研究指出最低工資確會打擊非技術工人就業。

二、

政府早已代市場決定利率水平，現在連最低工資亦由政府拍板，意味由官方為資方—其實是市場—代籌定出基本薪金，那等於是在主張小政府有普世共識之下政府權力仍不斷膨脹。從今而後，利率及基本工薪都由官方釐定！在自由市場體系，眾所周知，官員的智商略遜（這當然是「不充分如實地陳述」的說法）商界精英，可他們卻捏住商界的脈門，後者只有別出蹊徑，另覓創富之道。這是何以央行（或聯儲局）決定基本利率後，不但銀行放貸利率各有不同甚且出現財務公司與基本利率基本無關的貸款利率的原因。

「大家樂」的陳裕光對最低時薪的「意見」，表現在他一度提出員工用膳時間無薪的「建議」，晉食時不能工作，因此不算工時，何來要計時薪？雖然陳氏此議在全城交相指責下很快撤回，但這是在群情洶湧下的退讓而不是因為他絕對理性的推理出錯而收回。就事論事，陳裕光的提法，在現行法例下，完全合法（這正好顯出商人的智商的確較高），亦盡了維護股東利益的上市公司負責人的責任。可是，為什麼他不擇善固執，堅持到底？顯而易見，所謂眾怒難犯，在憤怒群情洶湧的催逼下，他只有讓感性戰勝理性，作出不符商業原則的決定。

三、

陳裕光何以會作出社會大眾認為錯誤的「建議」？換句話說，陳裕光「錯」在哪裏？筆者的看法是，第一「錯」是他未讀於一七五九年面世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阿當．史密斯在這本影響力不下於《原富論》的著作中，指出人類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心，這是為什麼見非洲飢童瘦骨嶙峋時許多人會伸出同情之手捐款；昨天或前天，本港有大廈的外牆剝落擊中途人，受傷者徬徨無助，本來大可置身事外的一位女街坊不怕麻煩叫他坐下然後致電向警方求救，傷者遂能及時送院救治。這些日常所見的小事，在在體現出我們確有發自心底的同情心……。陳裕光缺乏同情心，對「無薪充飢者」的苦況無動於中，才有此斤斤計較專門利己毫不利人的舉措。

第二「錯」是身為一家年營業額近半百億的大企業負責人，竟然不知有「持份者理論」這回事。簡要而言，此理論認為除了爭取股東利益，經營者必須為「眾多東家」（many masters）提供服務（這使筆者想起新鴻基地產創辦人郭得勝對筆者說「股東即東家」的往事），而持份者包括顧客、低中僱員、管理人員、供應商及地方社團（local communities），對於「大家樂」來說，由於其一百五十多家分店遍布港九新界各地，是典型必須「面向群眾」即必須與「地方社團」打交道的企業，因此值得特別關注。

非常明顯，企業不是慈善機構，不必亦不可能兼顧這麼多方面的利益，但現代企業必須扮演「好企業公民」（good corporate citizen）的角色，以盡社會倫理道德教化的義務。這等於說，企業經營的目的不僅僅在追求最高利潤（股東最高利益），同時要關注其經營帶來「社會損耗」（如污染如勞工收入不足或過勞形成社會負累的邊緣社群）的連鎖反應。

四、

經合組織（ＯＥＣＤ）的《公司管治基本原則》因此指出企業應公平對待大小股東利益之外，尚應與持份者（利益關係人）充分溝通、合作，「以促進財富、就業……讓企業以此為持續經營的準則」。事實上，企業經營，特別是以普羅市民為對象如快餐、超市之類的公司，更應與其持份者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緊密聯繫的網絡關係。港人最熟悉的「上市」，英文為go public，後者之意不限股東而為公眾，意味公司上市後已不僅屬於股東而是公眾共有，這些對公司決策與日常工作無權過問的大眾，雖是「缺席東主（absentee owners），但他們對公司的看法，管治層不得不考慮。

當然，「爭取最大利潤」與照顧持份者利益是對立的，如何紓解兩者的矛盾，學者提出「開明的持份者理論」（Enlightened Stakeholder Theory；見哈佛大學詹仙〔M. C. Jensen〕教授在今年秋季號《應用企業財務學報》〔《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的論文）。詹仙認為企業應以爭取最大長期利潤的策略，令持份者在公司發展中亦有所得益，比如愉快、健康的工作隊伍，同時亦是愉快、積極進取的社群，這對社會進步肯定有助，不言而喻。準此，「無薪用膳」會製造一個充滿怨氣甚至「仇商」的社群，對社會發展不利，等於企業禍延社會。這也許正是大眾對「無薪用膳」極度反感的潛因素。

在「大家樂」的例子中，如果為了商業原則省下一二千萬元而與員工無法和諧相處，同時製造了不滿現狀的社群，那不僅對公司盈利前景不利，與社區的關係惡化進而對業務帶來消極影響……。現代企業經營已不能只對股東負責，經營者應有持份者皆是「東家」的觀念！惟有如此，才能令企業特別是必須面對大眾的企業成為合格甚至優秀的社會公民。

陳雲--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2010年8月10日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CHIN’S LIST

資料來源：陳雲《Milk》403期專訪
CHIN’S LIST
《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ICHEL FOUCAULT
中譯《規訓與懲罰》， FOUCAULT(傅柯)對我影響很大，他的概念很複雜，但解釋得很清晰，雖然那是七十年代的著作，但其理論到現在還可以解釋很多事情。看他的著作可以對 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這本書清晰地解釋監察者如何將被監察的人的能量消解，就正如政府將那些「極度遺憾」的語言能量消解。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ICHEL FOUCAULT
中譯《事物的秩序》，是我這本《中文解毒》的其中一個思想來源，傅柯講的是名詞與物件，分析歷史裡人類如何利用名詞去控制物件，透過命名和語言去控制世 界。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SIGMUND FREUD
中譯《文明與其不滿》，佛洛伊德這本書講性壓迫，以及隨之帶來在成長中的性格扭曲，是古典的心理分析，在今日還管用的。

《史記─刺客列傳》
《史記》中有很多好的文章，例如《刺客列傳》，用很簡潔生動的語言去講很激烈的鬥爭，啟發了很多漫畫及武俠小說。

《世說新語》劉義慶
《世說新語》記錄了魏晉時期的奇人奇事及言行，每則只用很少字，用幾十字就能將一個人一生最精髓的寫出來，用字很簡潔，而且接近口語，不用翻譯都能看得明 白。

《聊齋誌異》蒲松齡
近代一點的，有清朝時《聊齋誌異》，雖然都是古文，但很容易轉成白話文，其文體風格也很值得學習。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仁宇
雖然他最暢銷的作品是《萬曆十五年》，但這一本其實更好看，這本書講的是歐洲的經濟史，《萬曆十五年》講得太淺了。

陳雲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2010年8月3日
陳雲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要全國統一講標準語音，是工業時代的做法，也就是現代化初期的做法。目標是簡化思想，便利工商流通和國民動員，那是大量生產標準貨物，以數量和流量來衡量經濟與國力的舊時代了。

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史陀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自法國到巴西任教，並且做實地民族考察，寫下《憂鬱的熱帶》一書。他這樣描述當年聖保羅的新建築：那是一建造了就註定過時之物，而且它們不會像巴黎的建築那樣莊嚴地衰老，只能醜陋地朽敗。

由於統治者和權貴階級的智力衰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舉措，總給人可笑的觀感。他們學的現代（modernity），只能是過時（outdatedness）。假若不嫌悶，有點文化品味的人，過了羅湖邊界，可以一直微笑或苦笑到哈爾濱。是微笑還是苦笑，視乎那人有否家國情懷矣。

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正當廣東省要鼓吹自己做「文化大省」，將文化企業「做強做大」的時候，卻以國語（普通話）統制學校，不准學生講粵語，並且準備擠壓粵語的公共廣播節目。不單止廣東如此吧。中央的文化部、各主要省市的文化廳和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之類的，時不時就說要發展創意經濟和文化產業什麼的。

然而，各大城市都不斷擴大城區，不斷以高速鐵路和公路網絡聯繫各個新興商業中心（CBD），不惜破壞原生社區聚落，毀滅農林水土，單一的文化隨着簡體字、普通話和中共式的行政行為鋪天蓋地開展。這種開展的動力，除了依靠資本霸權之外，還有法律和政治的霸權：公共空間不許說方言，禁止寫正體字，禁止在公共空間表達異議。這些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利器，甚至很多學者讚賞這是工業化的高速方程式：獨裁政府、國際資本與地方專權。

當然，由地方的專權官僚來推動經濟，而經濟成效與其仕途掛鈎，這比起散漫的自由競爭，看起來更有效率。

在限定條件之下，專權可以有機會快速達到巴列圖均衡（Pareto Optimal）而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過了這個均衡點之後，必然是效率低下、官商壟斷和貪污橫行；人民的原創能力、智力和想像力之剝蝕，更不在話下。

所謂成本低廉、產業集中而令生產效率高超，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代價和自然環境代價，終會由人民承受，商人和黨組織都不會理的。商人是遊走的資本家，而黨組織則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

憲政民主保住多元生機

中國的高速發展的公式，靠的是獨裁政府建立一塊予商人高度壓縮成本的基地。所有節省的成本，最終都是社會、文化和自然成本（All saved costs end up in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ost），這是中國經濟發達的真相。這個真相呈現的時候，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許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可以從工業化順利過渡到農林、工商、科研開發和文化創意經濟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境地，是由於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制衡了國家的強權，工業化的單一標準的生產方式（monoculture），受到地方議會、教會、商團、貴族地主、文人和宗親的抵制，不足以破壞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單一的國語無法一統方言或地方口音，甚至連國語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如瑞士和加拿大）。工廠、住宅和商業區不能過分侵吞農林與自然保護地，官立的教育也不能排擠民辦的教育。工業化時代殺不盡的多元化的生機，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成為科研能力、原生創意和道德生活的培育之所。

憲政民主對於國家經濟的永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愈早有愈好。民主愈來得遲，工業化勢力的破壞愈深，愈難修補。今日在香港看到的單一地產壟斷發展和城市膨脹模式，便是工業化勢力無法被民主阻止的景象。（按：工業化勢力並非開工廠者的勢力，而是單一的資本擴張以奪取利潤的模式。）

現代社會是不能產生優雅文化和高尚道德的，一個現代社會擁有的文化和道德遺產，就視乎其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能夠保留多少，或者有多少是殺不盡的、死剩的，仍然存活的。至於那些用資財保存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在聯合國「申遺」的文化，是用不上的。

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必須保有多元生機，而這些只能在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發生。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往往用強權推行，現代化也會中道而止（如馬可斯的菲律賓），除非意外地得到建立憲政民主的機會。

二戰時期，幾個以法西斯式的國家統制和重商主義快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戰後都意外地得到美國的佔領或干預而被逼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令兩國的工業化勢力得到民主和民意的制衡，多元化保留下來了，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今日成了人文薈萃的科研和創意經濟大國。另外的兩個例子是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工業化後期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建立民主。

中國的國家命運比起德國和日本糟糕，中共並非法西斯，法西斯是有強烈的國土意識和國家意志的，是會保護水土和國民文化的（即使用的是極端的保護方法，如德國的納粹或日本的大和魂），而中共的資本也很大部分是國際遊走的資本，不是立足於國族的資本。是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族文化保育，道路維艱。我其實想說的是前無去路，中國大陸地區得到美國的介入而促成憲政民主的機會在二戰之後丟失了。

荒誕而危險的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大家可以理解何以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人被滅聲、大片的農田被填平、大片的舊城區被拆毀、大片的方言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區被壓迫，普通話如推土機一般，從北京出發，碾平一切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家的大工廠。由於中國人民並無投票權，公民社會力量也微弱，因此無力抵擋單一化的工業勢力。中國將成為機器人之國。

回頭說「推普滅粵」的事情。這是有正常見識的人都羞於辯論之事。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呼喚保護文化多元性、保育歷史語言遺留，還要連寫兩篇文章談這普天之理，我感到羞愧。

然而，要辯論得頗深，才可解釋中共之荒誕行為。國家交流語與地區族群方言應是並存的，互相扶持的，地方文化和方言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助力，這是人之常情、國之常理，然而，中國並非一個正常的國家，它只是黨組織維繫的資本家租界。在中國變成正常的國家之前，常理不適用。

中國類似鋼筋不足的混凝土屋頂，是極其脆弱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文化評論人

中途出家：民主就是不包容

中途出家：民主就是不包容
2010年07月25日

於選舉制度而言，民主是公開爭逐的場所。政黨可以轉型，政客可以轉軚，但必須自己承擔責任，向不向選民交代因由，悉隨尊便，但不可叫選民「包容」其轉軚，或散播語言迷霧，用文辭蒙蔽民智，說民主制度的精神就是包容。
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會叫人民包容。民主制度，正正就是不包容。否則民主制度與封建帝制何異？選民在盤算之後，會用選票懲罰變節的政黨或議員的。有時即使領袖有功於社稷，但由於時代不同，民眾也一樣用投票趕領袖下台。二次大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縱橫捭闔，言辭激昂，但戰後的和平時代，邱吉爾的功用過去了，英國選民便用選票轟他下台，避免他成為有執政期限的暴君。精於權謀韜略與密室政治的領袖，戰時或可衛國，和平時期則禍國殃民。
包容是用於自由的概念上的。民主制度，人人有權參選，偏激者、變節者、敗德者，通通可以自由參選，由選民決定輸贏。社會上的自由，就是包容多元意見和寬忍異類行為，甚至脫法行為，例如街頭醉酒、行乞、露宿、擺賣、賣藝、未經申請而集會抗議等，在自由社會，即使法律不容，只要做得不過分，並不無理取鬧，民眾一樣包容，執法當局也酌情包容，不隨便懲處。公共空間要有自由，便要略為包容，你不用便不許人家用的話，大家便不能使用公共空間，於是成了只有警察和保安員管理的禁地，香港成為無聲色、無怪異的潔癖社會了。
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憲政與共和，憲政是人民制定憲法保護人權和公民社會；共和是議會上的執政黨和在野黨要信守君子約定。在野黨可以撒野和撒賴，做出脫法行為，但執政黨不能隨便用法律來檢控或用情報機關來整治；在野黨一朝執政，也要持守同樣的約定，這叫執政黨的寬容。寬容或包容，是在野黨、無權力的小市民向政府要求的，不是有權勢或即將執掌權力的政黨向選民要求的。香港民主黨說「民主就是包容」，簡直荒天下之大謬！搞了幾十年民主運動，也弄不清基本概念。
政黨有溫和持平的，也有偏激和基進（ radical）的。議會有左中右政黨的組合，彼此制衡，便令社會的理性得到多方面的詮釋，不會出現「以理殺人」的唯理主義。政黨個個向中間靠攏，離棄意識形態分野，令選民無可選擇，絕非好事！過去幾年，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橫行無忌，缺乏其他政治經濟理論的制衡，最終引發財經詐騙、金融海嘯，蠶食百姓財產。香港的政黨發展，需要的是更多的偏激和基進，選民需要更多的投票選擇，而不是個個充當溫和持平，勸阻或詆毀激進行為，令到無人挑戰財閥壟斷，無人為小市民出頭。
文：陳雲

林行止--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陳雲--保衞大粵語

2010年7月20日
陳雲
保衞大粵語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

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陳雲~~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2010年7月6日
陳雲
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功能組別議員之中，我最欣賞的世家議員，除了人稱「三點不露」（或四點之後不會出現）的李國寶之外，就是被人低估智慧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霆。伴君如伴虎，洞悉世情的有錢人都應知道，集權政府為他們預留的特權位置，不一定出於善意。也許，敷衍了事、消極抵制，是對這些如坐針氈的位置的最佳回敬。只有新當選的，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能組別議員，才會高踞立法會的特權位置而飛揚跋扈，講話咬牙切齒，以為自己真的是為界別發聲，也為香港服務。

特權溫床政治監獄

群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暫時容忍財閥謀取暴利，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功能組別是香港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好像可以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咒罵，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逼迫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剝削有道，發展出一種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論述出一套真正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象齒焚身，懷璧獲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牙有價而遭殺害，人因財多而招禍患。於香港的勢力而言，中共的心腹大患，不是民主派，更非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地產財閥。富可敵國而又不是自己黨內系統培養的人，始終放心不下。依我五月二十五日文章的推斷，他日中共的黨內民主將由共黨系統衍生出來的官商勢力之相互妥協及制衡而造成，則香港的民主系統將成為異數，必須加以牽制，不能隨正常的民主發展道路而行，即不可以按照西方模式，由資產階級組黨參政。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富？看看霍英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港英的勾結，乃致富之要素。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反動，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爭取認同「買義」求存

然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了。

美國駐華大使及駐港總領事相繼放言，支持民主黨提出的政制改良方案，是耐人尋味的舉動。若說中美雙方並無若干協議，美方對中共的善意，是無法解釋的神來之筆了。

中共無力管治一個自英國手上取回的國際金融城市，而為了牽制中共，美國也會阻撓中共取得管治金融城市的經驗。以民主黨的親美根源來看，中共他日若將之納入管治團隊，將可在香港維繫實質上的中美共治格局，保有香港的國際性格，也確保美國在中國內地動亂時支持中共維持穩定，不會趁亂生事。內地危機四伏，中共已深陷國際經貿關係之中，一旦內亂，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撑持的。

平治香港，易如反掌。此地幾乎所有民怨，都源於收地糾紛、賣樓欺詐及地租剝削。香港平民的政治胃口不大，只要抑制地產財閥，利益均霑，減低民怨，沖淡反叛政黨的政治資本，令他們集結不了鬥爭力量，香港即有粗安。

然而，由於中共在回歸之初要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救急，上市集資填債及圖利（如配售、炒樓、逃資等），樓股興旺的環境可以大撈油水，政治惰性加上中共企業及高官的私利，縱容香港高地價政策及財閥巧取豪奪，以致民怨沸騰。今日中共的資金需求不如往年之急，而且企業和高官在香港的私利總不能蓋過黨國大利，預計香港局面平定之後，中共將抑制高地價政策，甚至整肅某些地產財閥。

自古以來，富人都應爭取群眾認同，「買義」求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給予財閥的原罪多於特權。中共接納民主黨為管治團隊之後，財閥應該知機，部署離棄政治特權。

棄權換名譽

即使中共不將功能組別限期取消，只要財閥保持權力克制，在所有投票之中都投以棄權票，而其他功能組別內的泛民議員也跟從——或者由泛民的功能議員發起「棄權運動」也可，則功能組別便實質上成為有權參議政事而無權投票決議的上議院。如此，財閥既可恢復名譽，立法會的投票決議也改由民選議員掌握，立法會實質上成為民意授權議會，而佔大多數的民選議員親政府，管治便容易得多。

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功能組別好像擁有關鍵的否決權，然而近年功能組別行使關鍵否決權的次數和作用日漸降低，假若民主黨可以代理商家利益，工商派也毋須背負惡名及政治原罪。現實政治除了實利之外，也需要一點遠見和想像力的。謹言慎行，懂得收斂權力，才是貴族所為，「黃中指」和「張廿蚊」的驕橫行為，我想很多富豪看在眼裡，憂在心裡。民主黨歸順之後，富豪是時候「起錨」，離開有罪無功的特權位置了。

中途出家：從量變到質變的謬論

明報 2010.7.4 陳雲
孫中山從事革命，毛澤東專搞奪權。革命是質變，從帝制專權到民主共和，政制的性質變革了。奪權是量變，一點點地奪，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說辭蒙蔽百姓，派間諜滲透到敵方陣營，以農村包圍城市，等待危機，奪取政權。毛奪取政權之後，並無建立民主共和，他建立的是官僚專政的體制。到了鄧小平，國有化的經濟垮塌了，便建立官僚資本家專制的體制。此中，共產黨的說辭是「從量變到質變」。這是自相矛盾的鬼話，是一句明顯在邏輯上犯駁的詭詞，但用來蒙騙人民群眾，卻很有用。
這句謬論，最近來了香港，並且出自民主派的遊說者口中。我出身農牧工會宣傳範圍的香港農村，在土共的教育圈長大，見到這類詭詞在回歸之後的香港流行，毫不覺得奇怪。香港民主黨的革命理想，於政改風雲之後，已經成了奪權的說辭。斯文一點說，是香港民主黨要向政府和土共分享權力；殘酷一點說，是民主黨告別革命，走向奪權，圖謀以其右翼的政治經濟學的黨綱，成為中共和香港財閥的本地民意代理人。
從量變到質變，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通俗演繹。若讀者不像我，幼年讀馬列出身，且容我用鬼話解說一下。事物是一分為二又互相轉化的，有客觀的規則，但也可以靠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變。事物的性質，用度量來分，假若過了某個度量，事物的性質便變了，這是從量變到質變。例如將室溫的水，慢慢冰凍到零度，水的液體性質便變為固體性質，我們可以觀察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這是詭詞。水的性質未變，仍然是 H2O，水並未有什麼質變，只是我們的定義和觀感改變了。改變語言定義，令說辭無法被否證（ falsify），看來無可辯駁，正是極權者的語言。
講怪話的人說，將功能組別的區議會成員部分，用人民一人一票的間接選舉的方法來「溝淡」，便可以令功能組別全然質變為民選了。然而，區議會成員的選舉是由區議員提名和參選的，其間接選舉的性質並無改變啊！量變不能引致質變。舉例，杯子內有油與水，水的份量比油多，油不能溶於水，但兩者之間有些黏結，化學上稱為乳化劑（ emulsion），通俗來說，可以稱為「水油」。我們不斷加添油的份量，令油比水多很多了，便可以稱之為「油水」。然而，這杯內的溶劑，性質改變了嗎？未改變。
如果你接納「水油」和「油水」的通俗名稱，而不屑動腦筋，接納科學的乳化劑的名稱，你就一輩子被政治詭詞愚弄。民主與科學，是現代社會的兩大基石。科學精神和邏輯思想不通行的社會，民主也沒希望，因為意欲奪權的政客，會不斷推出詭詞，鞏固其集權政制和掠奪式的經濟制度。頭腦不精明，註定一世窮。

練乙錚-- 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信報》2010年6月23日
練乙錚
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筆者上周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泛民主派成功分成兩翼，靈活性大增，三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相對位置拉開，合理化了，能推出不同的民主政治綱領、政策和策略，供應「政治市場」上泛民一端的民眾內部政治需求，故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傳統智慧認為「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但這個看法只在最基本的層次正確，在策略性的、具體運作的層次，卻大有問題。別的不說，從前泛民群眾投票要配票，效果不好，何秀蘭一度「出馬」失利，便是例證，皆因各民主黨派提供的「政治產品」太雷同，派內各黨、各參政者之間的異化不夠故也；換句話說，當時的民主派太團結。

和和氣氣地團結，給泛民群眾的感覺良好，但實效一直不彰；去團結而趨異化，反可逆境求勝。從五區公投到最近的政改一役上看，此結論更為清楚。民主派分成兩翼之後，港人意識裏很快普遍確立了一重要論述，那就是「當權派不讓步，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激進化」；這個論述已經、並會在今後產生強大作用。

民主黨向中間移動

然而，要確立這個論述，單是社民連激進化，還不夠說服力；到後來，連一個根植中上階層的公民黨也激進化了，社會大眾才看清政治形勢，統治階級才感到事態嚴重，知所應變。民主黨方面，也正正因為公社兩黨激進化，它才可向中間挪移而不再擔心在「友好競爭」之中失去部分群眾；它一旦向中間移動，便取得與中央談判的回旋空間，逼得當權派讓步。

民主派演化出兩翼，主要是通過五區公投完成的，社民連功不可沒，其他兩黨亦各自作出恰到好處的的反應；期間，雙方齟齬不絕，當會令泛民群眾擔心甚或失望、反感，但筆者認為，客觀而言，那不過是「產品異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能避免，因為群眾不一定能接受理性異化而須動之以情，故民主派之間的罵戰縱使難聽，也並非絕對壞事。上述異化過程不靠共識，卻天衣無縫，因為有「政治上的無形之手」在運作。

政治競爭的內涵非常豐富，但其結果是否一定最好？就實現香港真正民主雙普選而言，以當權派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為標誌的六二三階段性結局，長遠是有利還是有害？這是關鍵問題，筆者有如下看法。當權派一方有兩股勢力，一是是北京的政治力量，一是本地資產階級，兩者大處不盡相同卻有互相利用的餘地，其他當權派陣營中人，都依附在這兩股勢力底下，有些是一身事二主，包括特區政府一些高官及部分傳統左派在內。

筆者分析過，當權派之中，最堅決反對政改即最反動的力量，不是北京而是本地資產階級，其基本立場之一便是凍結現有功能組別，不僅反對民主黨方案，連特區政府提出的區議會小圈子互選方案也絕不支持，因為對他們而言，今後最理想的結局便是政改永遠原地踏步；至於西環，觀乎其近月的行為及言論，概未與中央保持一致、「轉軚」最慢最不情願，則其為本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收買，十居其九。「區議會改良方案」獲中央接受，輸家便是本地資產階級及中聯辦。衝垮此路障之一角，是民主黨近月努力成果之一。

其次，由於中央已決定直接干預本地政改，泛民今後直接與之博弈，不能不注意中央處理香港政治事務手法的一貫特點：關鍵事上，言而寡信。八十年代以來，中央對港人作的重要諾言，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七年起可以雙普選等等，一一落空，而挖空心思、扭盡六壬炮製出的新概念如政改五步曲（比原來多了兩步）、功能組別不一定違反普選原則等等，卻層出不窮。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政治信用比起特區政府的更不如。因此，泛民今後作政改要求，要以「現貨交易」為主要原則；其他一切多年之後才兌現的東西，不太值得爭取，因為如果有「需要」，中央大不了不要面，來一個人大決議，承諾便化為烏有。

此次民主黨提出方案之後，在談判過程中不斷有所退讓，但退讓的東西說到底，現在都不足惜，因為都是要求中央給出的種種兌現期七年以上的「期貨」，如終極方案、路線圖、普選定義等；爭取而沒退讓的，卻是眼下這屆「立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由三百多萬市民投票產生」這件「現貨」，可謂得宜。

與寡信者談判，一鳥在手，勝過十鳥於林。當然，便是這件「現貨」，中央要反悔還是可以，只不過言猶在耳，巧立名目不容易、政治代價比較大而已；最好的保證，還得靠全體泛民從不同方面不懈施壓，務求令中央貨真價實。

民主運動形勢大好

「區議會改良方案」當然只是通往真正雙普選的細小而不完全保證有所得的一步，其負面已由激進派深入分析，不必在此多說，但筆者認為，爭取成功了，重要概念意義還有兩點，俱不在於其本身：

其一，是讓「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之說不攻自破。先是五區公投打出新局面，顯露了民情，特首面對此形勢，不得不與激進派人物認真對話，中央則更因此知道有必要審時度世，開展了與民主派溫和翼的談判。

如果泛民領袖都是脫離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之輩，則最高權力認真與之溝通，毫無必要，何苦來哉？故政府近日的行為已反證，這些久被當權派誣衊的反對派，其實是一直以來真正最為民主建港而反對政治特權的社會精英，是光榮的反對派；當權派再要口不擇言，只能是自打嘴巴。

其二，是向泛民群眾闡明「泛民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大道理。此次民主黨及其盟友有所建樹，必須認識到，是客觀上有公社兩黨和社會上大批激進派作強大後盾方能達致的；若港人只有柔軟一面，共產黨會聽你的？

再打個比喻說，短跑好手預賽跑出了名次，應部分歸功那個只提供反作用力的起步器；況且，以後再要入圍進半準決賽、準決賽乃至決賽，還得靠那放地下沒跟着你跑的東西。故激進派這陣子便是批得猛、罵得兇，溫和派裏裏外外也別反應過度，反而是要對當權派惡意抽水保持警惕，及時作適度反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主席這句詩後面的典故，溫和派抽象繼承還用得着。

自五區公投至六二三，政治板塊挪移，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今後還得靠各方出牌理性、精準，才可繼續有所斬獲。因為對手是強大、聰明、綿密的，而且資源豐富。

《信報》特約評論員

陳雲--民主黨「投共」 好戲在後頭

《信報》
2010年6月22日
陳雲
民主黨「投共」 好戲在後頭

有一隻累你身家縮水的股票，不去止蝕，不拋售套現，見它身價日貶，反而覺得是入貨時機，不惜拿出最後的現金儲備買入，「溝淡」存貨，等待升市的時候一併賣出，賺個滿堂紅。

與股票談戀愛，今時今日，這種投資策略肯定累死全家。看官，這隻股票，名叫功能組別，聲譽日貶，臭不可聞，而民主黨卻認為可以趁低吸納，於是將自己的政黨信譽押上，建議新增的區議員功能組別用市民直選的方法選出，企圖混入三兩個直選的泛民進入功能組別，溝淡功能組別的構成，以便他日「量變到質變」，投票將功能組別取消，立法會全面直選。

與爛股票談戀愛

民主黨的修改建議，用市民一人一票的方式，實質是將功能組別合法化了。新增的區議會議席，提名權和參選權都不在市民手上，市民只有投票權，這並非全部的選舉權利，而區議員在功能組別的份額多了之後，反過來增加了功能組別的合法性。

工商派的功能議員便振振有詞，說功能組別也有一人一票選舉的，有區域選舉的合法性，提供區域事務的意見，與工商界的專業事務意見，恰好維持均衡參議和傳達民意的功能。這在一般市民而言，是難以辯駁的說辭。

民主黨叫這做務實。共產黨打了幾下「殺威棍」之後，今也派代表和議民主黨的方案了。看官，這不是務實，而是笨實啊﹗民主黨不是美國政府，香港的民主政黨對付中共，只能用人民群眾的實力為後盾，而不是用上層政治交易的方法。

除了出賣選民和背叛香港平民之外，不參與五區聯合補選（所謂民意「公投」）的民主黨有什麼籌碼與中共交易？目前中共已經當了美帝國主義的提款機，香港人失去了美國政府的照保，搞民主靠的是鬥爭，而不是談判和交易。

香港仍對中共有利，中共不可失去香港，投鼠忌器，只能利益輸送，收買香港叛逆而不敢鎮壓之。香港愈叛逆，南下的銀子愈多，恩賜的位子愈肥，港府愈要放權，財閥愈要讓利，這是激進鬥爭的理性計算。

民主黨做代理人利中共

月前，鄭耀棠的派兵論，令我振奮了許久：我倒是萬二分歡迎中共派解放軍鎮壓香港人民示威，坦克車在中環橫衝直撞，亂槍掃射，最後宣布軍管香港。即使香港警察開槍射殺市民，揭穿港府的資產階級專政性質，也是好事。攬住一齊死，共赴黃泉路。

與共產黨鬥爭，沒了這股志氣和匪氣，投降算了，辭職算了，不必在香港參政爭取民主。民主黨那一夥人，並非鬥爭出身，他們是港英政府在回歸之前捧上去的一群櫥窗式的民意代理人，與港英在回歸之前捧上去的一群華人高官的水平一樣（曾蔭權是表表者）。

民主黨不激進，毫不進取，是意料中事，但只要他們不投共，維持原則而原地踏步，他們可充當香港大部分仍未受過政治鬥爭啟蒙的偽中產的民意代理人，為香港的民主力量虛張聲勢，令偽中產安心，令中共放心，民主黨安享清譽，中共樂得太平。民主黨毫無作為，堅守立場，原地踏步，領取議員高薪，這才是政治現實主義，才是務實。民主黨投共，卻是冒進，而且對中共也是有害無益。

民主黨墮落之後，中共和港府也不真的得到利益。此中的政治利害計算倒要推演一下。

民主黨投共之後，損失的是政治信用，有政治覺悟的選民將會離民主黨而去。民主黨損失了票源後，只有模糊的中間選民和工會支持，不再是香港反對派的第一大黨。無疑，反對派勢將分裂，「泛民」名存實亡，中共分化敵人的策略成功。

但是，以民主派的實力和政治路線，根本不成其敵人，本質而言，民主派只是民意的和平代理人，代理市民的民主和民生議題的鬥爭，轉化市民的鬥爭，宣洩怨氣，使之趨向和平，屈服於政府設想的程序理性和治安秩序。即是說，香港的民主派，猶如民意代辦、街坊地保，或殖民政權的本地買辦。集權政府要一個有代表性的代辦，還是要打散代辦，令他們各自內鬥呢？要統治一塊殖民地，情願有一個話得事的土司（酋長），還是幾個互相打鬧的土司？

只好上陣肉搏

打散代辦的唯一意圖，就是自己派遣親信子弟，取而代之，由民建聯代表香港民意。然則，民建聯背負中共的政治原罪，只能用真金白銀收買民意（海鮮宴、派遊行津貼等），斷無可能在道義上代表香港民意的。於是，香港人失去政治代辦，日後市民只能按照議題而格外留神，督促議員，以免官商勾結而出賣利益。

為了政治保險，遇到利益攸關的議題，市民便要親身上街叫喊，滋擾官員，在公共場所打鬧，爭取議題曝光。肉搏上陣，維護自己權利，這是理性的鬥爭原則，但由於失去處事圓滑的民意代理人，卻不一定是和平的。而且，在過渡期間，社民連或其模仿者必會一馬當先，以過硬的道德立場，搶佔民主黨留下的政治真空。民主黨失勢之後，迎來的是亂局，香港將有更多的街頭抗爭和衝撞叫囂。

民主黨尚未成功投共，示威者已肆意打擾政府的「起錨」爛騷了；民主黨一旦被中共染紅，將有更多市民改投激進陣營，政府更加寸步難行。

衡量得失，看清真相，中共還是維護民主黨的清譽好些，當惡煞當到底，拒絕民主黨的建議吧。大陸危機四伏，中共仍需休養生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制原地踏步，相安無事就好了。

文化評論人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信報》2010年5月11日
陳雲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望。

低智談最低工資

睇S姐講最低工資, 首先佢寫:

最近因最低工資問題, 不斷與業界共商應付方法. 今天有幸出席了一個最低工資的研討會, 與一眾知名人士分意了意見. 作為一個專業HR, 我同意訂立最低工資, 但真的不能如民間團體般定立得太高, 你知嘛, 我支持$28 - 30, 已差點比同行人趕出場!

"好老實, 就算我講完比人拉出去打....我都係咁話, 我日日求人返工D 人都唔做呀! D 唔識字C 奶洗碗起薪7千啦, 要搭車 - 唔做; 中三未畢業未做過野 D 細路起薪7千幾, 話辛苦喎, 又唔做.....! 好學識肯做可以賺多D錢, 正路呀! 乜都唔識仲要教教完又唔肯做....仲開口叫$33? 乜野世界呀?
$33 請個唔識做野的人來做野, 你會唔會? 最後結果咪唔請人自已番. 你同唔同意先?
今天有人提出要杜絕跨代貧窮, 說有調查數據指專業人士的後代會有75%會成為專業人士, 而窮家出身的只有25%會成為專業人士, 因此要設占最低工資以保障下一代.....咁請問, 個個都係專業醫生同律師, 咁找邊d人去招呼班專業呢 ?"

究竟d人讀左幾廿年書係讀乜屎片, 為虛榮, 渴望有人服侍自己, 竟立心不良, 故意製造貧民, 而反對有尊嚴的工資! 衣冠禽獸! 出左半斤力, 想話攞番足八兩, 公平吧, 難道唔識字的就沒資格爭取公平!? 勞力汗水都有價值的! 就算多識幾個字又如何? 不過是斯文敗類吧了!

"個個都係專業醫生同律師"這句話絕對是假, 以一個天馬行空的假話作為理由, 這叫胡說八道!!

價格以供求決定, 不一定反映其價值, 水與鑽石就解釋了價格與價值何以差天共地, 以薪金衡量工作的價值, 何其無知！

若果有人請了一個唔識做野的人來做野, 不是薪金問題, 而是人事部揀人的眼光出了嚴重問題!! 更糟的是, 公司寧願用幾萬元請一個思路錯亂的人來做野, 反而區區二三十元就如此吝嗇?

沒理由等神來競選

沒理由等一個神出來競選才投票吧！政黨若不壯大自己, 何來抵抗暴政的力量？等待無私的有心人競選才去投票, 即如等待明君出現一樣, 屬過時兼封建且等運到！更何況, 人會變！人在權力下變得腐敗, 在絕對權力下變得絕對腐敗！因此, 需要的不是一個有心人, 而是一個能監察權力, 制衡權力的制度！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政權, 又豈容自己頭上還有民意在！立法會變垃圾會, 正是獨裁政權精心設計的結果！議員沒建樹, 是制度使然，不廢去功能組別，不能撥亂反正！516投票, 因我不是魚肉, 我是刀俎！

喪家之狗

孔子言仁，推己及人，則天下大治。孟子重義，行而宜之，謂之義，那年代比孔子時更動亂，孟子力倡天下行義，要以實踐重顯人性之善。中國數千年來的文明，不離仁義，又有哪個年代是不重仁義的？就在今天。共產黨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全國棄仁絕義，是要泯滅人民反抗暴政的良知，港人不知就裡，就如警訊騙案重演裡的愚夫愚婦，被共產黨誘之以利，貪念一起，就此上當，最終一無所有了。
上有好者，下必甚為，為上的，口說顧念港人利益，實為自身取利；在下的，鸚鵡學舌，喊破喉嚨，大呼以國家(香港、公司...等等利益為先)，實是擦鞋不甘後人而已，仁義，早已放兩邊，不仁不義，與禽獸何異？失卻仁義，亡了文明家園，人就如喪家之狗，無所歸宿，朝不保夕！

無聲恐懼

潤物細無聲, 特區政府要市民無聲, 也必靜悄悄在細節處動手腳, 漸漸的讓言論寒冬降臨香港。港台節目《有房出租》、《頭條新聞》裡那種義無反顧、拼死無大害的冷嘲熱諷，是港台受極刑前的遺世佳作，迴光反照也。

其實, 除了言論自由, 還有另一根本問題, 人權宣言有一免於恐懼的自由, 意思是, 當心存恐懼, 自由也必隨之消逝, 製造恐懼，使人民終日惶恐，是極權政府愚弄人民的伎倆。 "冇話唔俾你講~~~~~你夠膽我實俾你講架...後果自負囉!!" 這就是極權者的潛台詞...

好些人想, 只要不犯法, 哪怕有人監察, 這卻是天真的想法, 莫須有的例子由岳飛到譚作人等等, 千幾年來中國數之不盡...老土一句,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立法是保障抑或扼殺, 視乎執法與司法表現如何, 很明顯, 司法執法已令人信心動搖, 尤其習近平明刀明槍的要"三權合作", 香港由法治變成法家統治之時, 就更不可輕言立法, 輕信政府...